国企改革的本质是国有资本的重新配置，改革的方向是将其运用到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上。这既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与观念问题，又涉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安排。博源5周年学术论坛在国企改革上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所有制理论的突破、破除行政垄断、国有资产资本化等问题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副主任陈清泰指出，经过30年的经济增长，改革红利已经释放殆尽，迫切需要进一步在所有制理论和政策上实现突破，消除所有制鸿沟，释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非公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总量、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已超过50%，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积累，国有经济的比重可能会继续下降，已经触碰到既有理论和政策规定的红线。是牢牢守住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红线，还是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改革那些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性规定？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政策选择。“国进民退”与“民进国退”的争论日渐高涨，而面对政府轮番的政策调整，各类企业都没有稳定的预期，这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经济活力。
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王梓木认为，从党政分开，到政企分开，又到党企结合，这是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国有企业的发展到底是由政府主导，党来主导，还是由企业家来主导？值得思考。国企没有利润刚性，只有规模刚性，导致行业生产过剩，出现资产错配和巨大的资源浪费。而国有企业导致的市场失调和扭曲，又压制了民营企业的正常成长，使得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难以建立。解决的路径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股权多元化。多元化可以减少政府和党的直接干预，直接走出这个怪圈。
陈清泰说，政府管控诸多国有企业和设置行政性垄断曾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便于政府实现公共目标和经济调控。但是这种主导思想下产生的所有制歧视割裂了市场，造成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率，形成社会不公和腐败的温床。政府给企业设定多元目标，进行无规制的干预，使企业重大决策通过非正常渠道进行，有效的公司治理很难建立。必须改革政府调控方式，破除行政性垄断，为非公有企业创造与国有企业同等的竞争环境。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大学分校经济学教授Barry Naughton指出，目前中国在对资源的分配中，国有企业被赋予非常不公平的垄断和特权。中国要成为一个
创新型经济体和创新型社会，应考虑将政策和资源倾斜从国有企业转向私人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的创业企业。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民企成为主要投资者，从而让中国经济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发展出更高水平的技术产业。而私有部门只有从政策层面得到非常清晰的平等竞争的信号以后，才会积极投入进去。
陈清泰强调，国有资产资本化是深化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党的十六大之后，国有资产管理出现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国资委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行政管理方式，另一种是政府把国有资本委托持股机构进行专业化运作。国有资产由实物形态转为价值形态可以实现三个解放：一是国有资本持有机构和企业建立“股东-董事会”的关系，有利于保障企业的独立地位，解除了政府的直接管理和控制；二是对国有资产流动性和效率的解放；三是为从体制上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创造条件。
陈清泰说，上世纪90年代初“姓资姓社”问题的突破，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扫清了障碍，极大调动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今天，在特别需要释放亿万人民求富创业的内在动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时候，我们不能把人为规定的各类所有制所占比重放到超越经济发展的高度，不惜扭曲市场降低效率去刻意实现。如果我们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破除“姓国姓民”的桎梏，就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瑞银董事总经理赵驹指出，从资本市场20年发展来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市值依然占国内A股市值的65%以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总资产占到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的75%以上、利润的80%以上，比例为全球最高。中国的GDP从十年前的5万亿元上升到现在的50万亿元，但目前上证指数还在十年前的水平。这是否和国有经济成分在整个股市中占有这么大的比重有一定的关系，或者在指数设置上有问题？这需要研究。国际经验和做法，应该能为未来国有企业改制提供很好的借鉴，就如中金公司组建之初强调设立后外方主导管理和人员工资市场化一样，20年之后看这些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非常有成效的，也为业界提供了人才储备。此外股份制改造的工作也可以借鉴国际方面的经验，如“三年模拟财务报表”的国际惯例等。
(编辑:李燕华)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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