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局的测算，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着2013年至2020年的8年间，我国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速度需要分别达到6.86%、6.86%和6.3%。
与过去30年相比，这种增长速度似乎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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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7年后实现上述目标？
深化改革并释放改革红利被认为是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当下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可谓点多面广，既有金融领域的利率、汇率市场化，又有财税领域的营改增等。
具体到改革的方法论上，利率、汇率市场化如何推进？土地财政又该如何破题？就上述问题，著名经济学家、春华资本集团董事长胡祖六近日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
美联储退出QE对中国影响可控
美联储逐渐缩减并最终退出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正常化道路已经铺开，流动性盛宴结束。一度吸收了大量“热钱”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否会面临一场系统性危机？
不少经济学家纷纷警告美联储收回QE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影响，但胡祖六认为，短期是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只要我们自己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当，引进QE或退出QE，对我们来说都是容易应对的。”
胡祖六认为，中国经济以及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很大程度上由“内因”决定：“中国内地与香港情况不一样，中国也不是新加坡、东南亚或墨西哥。我们不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而是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中国有没有通货膨胀，有没有资产价格泡沫，经济过热还是过冷，主要是由国内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6月19日表示，如果经济情况如期改善，美联储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目前850亿美元的月度债券购买规模。此言一出，全球金融市场随即暴跌。
胡祖六认为，这是市场反应过激。“与当初刚引进QE的时候一样，市场一片哗然，如今要退出，市场又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他认为，当美联储开始逐渐退出QE时，也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全面改善。“如今房地产市场已经越来越稳定，高科技、股市、上市公司盈利的预期向好。目前就业市场仍是美国经济相对比较弱的方面，但在消费支出、企业投资都显著改善之后，企业会慢慢增加员工，这需要一个过程。失业率通常是经济周期的一个滞后指标。”
胡祖六说：“如果我是伯南克的话，我要对金融市场说的就是，做好思想准备，QE迟早是要退出的。政府不会永远给生命支持，总是靠QE来打强心针，这是非常危险的，市场很快就会形成泡沫。”
日本QE是经济复苏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日本经济政策一度遭到炮轰，但其实日本也是穷途末路罢了。过去20年日本尝试过几乎所有方法，但最终都不奏效，如今只剩这招，可以说是货币政策的一笔大赌注。”胡祖六说。
为了帮助日本经济摆脱持续20年的通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去年12月底上任后推出了“安倍经济学”，包括激进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促增长的结构性改革这“三支箭”。
作为“安倍经济学”的“货币之箭”，日本央行今年4月4日推出了震惊全球市场的“量化与质化宽松”政策，计划每年将基础货币增长60万亿~70万亿日元，两年内翻番，以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
问题是，日本的“最后一招”是否会奏效？胡祖六认为，日本QE的目的是刺激资产价格反弹，但如果没有结构改革跟进，那么资产价格反弹就不能持续，无法奏效。
“日本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流动性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日本的QE可以起催化剂作用，因此QE本身是有必要的，但是光靠这个并不能化解日本经济顽症。它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胡祖六说。
国际上对于日本激进货币宽松的指责也包括日元贬值导致的“溢出效应”。过去半年多来，日元汇率出现了大幅贬值。去年9月底，美元兑日元汇率尚不到78，到今年5月底甚至一度超过103。
“显然，QE的一个副作用是日元贬值。但中国大陆所受影响相对较小，远不及韩国、中国台湾等经济体。韩国的三星等企业与日本是直接竞争对手，受日元贬值影响很大。”胡祖六还认为，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如果日本经济能够更加景气，那么中国最终亦将受惠。所以，明智的反应是乐观其成，希望日本QE能够奏效。
央行需改进与市场的沟通
针对6月中下旬出现的“钱荒”，胡祖六表示，短期Shibor利率突然急剧飙升，引起了市场恐慌，这本来是应该可以避免的。他还提醒称：“很多金融危机都是流动性的危机，动摇了市场赖以正常运作的信心。”
今年6月前10天，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接近1万亿元，投放速度创历史同期纪录，这引起了央行警觉。与此同时，大量投放信贷、补缴准备金等因素共同作用下，6月中旬，部分银行显露出流动性紧张迹象。
在市场资金偏紧的情况下，央行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迅速介入。至6月20日，货币市场上隔夜拆借利率盘中最高甚至飙升到30%。银行“几经煎熬”之后，央行才向市场释放积极消息，随后市场恐慌情绪逐渐消散。
“从市场的情况来看，已经是十万火急了。金融体系依靠信息做出预期，央行的意图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向市场传达，例如发表声明，或者非正式评论，都可以作为政策信号。”受“钱荒”影响，整个6月份，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6.58%，比上月高3.66个百分点；质押式债券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6.82%，比上月高3.81个百分点。
“6月的"钱荒"事件完全不应该发生，”胡祖六称，“我对央行的意图没有任何怀疑，信用过度膨胀确实可能造成巨大的风险。但任由短期利率突然急速飙升，前所未有，货币当局保持沉默，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以至于国际上有人称这是中国银行体系的"雷曼时刻"。”
经历此次“钱荒”事件之后，央行向市场传递“正能量”的频度和意愿似乎也大幅增加。上半年M2、社会融资规模等关键数据公布后，央行迅速就若干热点问题公开进行了评述，引导市场正确解读。
胡祖六认为，央行为了抑制信贷泛滥，给金融机构适当压力，动机本身没错，但方式方法值得商榷。今后央行应当对于市场的心理更加敏感，与市场、媒体沟通方面需要更加精细化。
汇率、利率改革可一步到位
对于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胡祖六认为，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不应该浪费过多资源精力制定所谓路线图或者时间表，而应该不失时机，果断启动，争取一步到位。“要么就是市场化，要么不市场化。”胡祖六表示，利率和汇率改革应当吸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价格改革的教训。欲放不放，试图鱼与熊掌兼得，结果导致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影响改革成效。其实，最终市场的变化不是事先能够设计或者预期出来的。
在胡祖六看来，中国今天的宏观经济、市场环境、金融机构和企业本身的行为，均已经达到了可以放开利率、汇率的程度。“从二战以来，世界上鲜有国家具备今天中国所拥有的有利改革条件，然而今天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放开利率和汇率管制。”
胡祖六认为，其一，中国的经济表现比较强劲，即使GDP增长放缓到7%，在全球也是一个相对较快的增长；其二，中国拥有良好的国际收支记录，经常账户连续多年实现顺差；其三，中国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已基本到位；最后，经过了重组改革后，中国的银行体系基本上比较趋于稳健，短期内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概率非常低。这些为利率与汇率制度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条件。
金融领域改革方面，利率、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开放等均历经有年。以利率市场化为例，1996年我国就以放开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为突破口，正式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
“早在1996年、1997年，我就参加过国务院体改委和央行召开的利率市场化专家研讨会，那时大家都摩拳擦掌。”胡祖六还记得非常清楚，中国政府在资本账户开放上也采取了非常大胆积极的态度，当时计划在1996年经常账户开放，在2000年实现资本账户开放。但后来遇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原定时间表便延后了。但是，此事一拖再拖，纳斯达克崩盘、“9·11”恐怖主义袭击、非典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等，似乎再也找不到合适的时间窗口。
胡祖六表示，外部世界总是变化莫测的。目前，中国推进和完成利率汇率和资本账户改革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拖延改革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
减少政府预算的经济性支出
财政领域改革方面，胡祖六认为，1994年的财政改革非常成功。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的经济结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财政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具体来看，胡祖六主要从税收、支出两个角度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方面，有必要进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税收负担。“以结构性减税做一个前提，简化税制，降低有效税负。”
“第二就是支出，政府应该减少经济建设性支出，而大力增加社会性支出。”胡祖六举例称，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都属于政府社会性支出的范畴。
财政支出有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经济性支出包括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对经济活动的补贴支出等，而社会性支出则与民生福利有直接关联。
谈到当下讨论较多的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负债规模较大时，胡祖六称，土地财政出现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和税收并不匹配。
根据审计署审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已高达10.7万亿元。
在胡祖六看来，应该理顺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和事权上的关系。全国性的公共品支出责任由中央承担，地方性的当然就划归地方，但同时要给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收权利。“现在地方独立的税收来源极其有限，预算法又禁止赤字，所以会出现土地财政、各种融资平台等，地方政府"必须"搞财政创收。”
究竟哪些公共品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
“环保是一个全国性公共品，应该由中央财政负责。义务教育也是如此。”胡祖六还认为，医疗卫生、养老保险等都属于全国性的公共服务。
(编辑:李燕华)
作者：杨燕青 聂伟柱 严婷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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