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久前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了7.5%的较高增速。与此同时，新一届政府强调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方略，正在稳定有力推进。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室主任党国英日前在接受搜狐财经专访时认为，中国经济不值得忧虑。更不会出现很多分析担忧的中国经济“硬着陆”问题。但同时不能忽视四个长期问题，中国经济要保增长调结构，也需要转变农业本身的增长方式、实现人本城镇化、调整劳资结构、增强民众的政治信心。做好这几个方面的改革，所谓“改革红利”的释放也便是水到渠成了。
中国经济短期无忧 绝不会出现“硬着陆”
搜狐财经：首先我们很想知道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党国英：中国经济短期内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政府手里还有很多牌可以出。比如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基本保持在20%左右的高位，降低它的空间很大；比如预算内收入因为有刚性不好降，但是预算外收入做一些调整的话还有降低的空间，这样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再比如其实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欠债很多，像林毅夫讲的，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面努力，那就会拉动投资。再一个国际形势，国际市场在好转。美国的经济在好转，欧洲的情况，我看至少没有变坏。这都是我们短期内经济形势好转的一些因素。因此，我觉得中国经济不值得忧虑。更不会出现很多分析担忧的中国经济“硬着陆”问题。
搜狐财经：这么说您认可投资拉动模式的作用？
党国英：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这个比例怎么把握，是这么一个问题，要看是什么样的投资？这些投资投向什么地方？问题在这儿，没有投资不可想象的。所以看待投资拉动模式关键是怎么投，投资的成本、投资的结构是怎样的。所以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不足，这也是共识。
搜狐财经：您说的短期是指多长时间内？
党国英：两三年之内。对以上提到的政府可以利用的手段，再进一步分析，几个方面都意味着要“放”，比如降低存款准备率、减少预算外收入、基础设施投资拉动都是在“放”。虽然国外的因素我们不容易控制，但通过降低出口成本，也可以间接的体现这一思路。而这些引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防止“一放就乱”？同时，结构调整讲了多少年，效果并不佳。这是一个长期性问题。
短期内对经济形势可以乐观，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办法。但如何将短期的手段和长期的问题衔接，在短期政策调整的同时，能够兼顾长期的目标，使我们中国经济有更强的可持续性，更稳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绝不能仅靠暂时的政策调整换取短期经济形势好转，而使长期问题依旧。
四大问题抑制中国消费和投资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有哪些？
要兼顾短期经济利益同时解决长期问题，首先需要找到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在哪里？我大致梳理长期的结构性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农业成本高。农业成本高就导致中国百姓的恩格尔系数高，也就是吃饭成本高。粗略计算，2006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是在上升的，这就会刺激人们提高储蓄倾向，从而影响到消费。对此我们重视不够，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农业成本高。
第二，政府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老百姓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公共空间在扩大，而老百姓的私人空间在受到挤压。我举一个例子，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在国家手上，城市建设把公共的空间放得很大，居民区一般在城市建成区的土地所占的比重在四分之一以下。这对于宏观经济经济协调不利，是会抑制消费的一个做法。
我发明了一个词儿——“国民收入的第四次分配”，也就是说第一次分配是劳资关系，第二次分配就是政府的转移支付、税收，第三是讲的慈善事业对收入的再分配，而我说的第四次分配正是因为居民买房，这其实发生了一个财富的分配。这个财富的分配什么意思呢？居民高价买房，财富形态就是一个单元楼，因为价格很高，我们就把爷爷奶奶的钱，爸爸妈妈养老的钱集中起来给了几个方面：房地产商、政府、工业资本家，然后廉价工业品出口到国外以后等于给了国外社会。这种资源管理的办法，特别是土地资源管理的办法，导致扭曲的国民收入的第四次分配，打击了老百姓的消费信心，这是长期性的影响消费需求的一个因素。
第三，劳资关系。现在的劳资关系也抑制了消费。因为资本家的收入高，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小，而老百姓者边际消费倾向大。当收入从劳动者到资本家转移时，实际上抑制了消费，扭曲了消费结构。这样一个劳资关系，劳动者的低工资，资本家利润空间高，包括我们国有资本，从两个方面压抑着我们的需求，就是消费和投资。
第四，影响经济走势的长期性因素就是政治信心。反腐败力度不够大，形势没有根本好转。这个当然就对我们国民，对政府的认知，形成很大负面影响。特别使得这个社会中产阶级群体没有信心，资本家也没有信心。这也是资本家、中产阶层把眼睛瞄住国外的一个因素。这样一来，中产阶层在国内的投资消费都会受到抑制。
这四个方面影响宏观经济走势的长期性因素如果不去考虑，没有应对措施，那么经济发展短期内虽然乐观，但长期问题得不到解决，又会出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就，所谓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不容易成功打造。
要“调结构”先调整好劳资关系
搜狐财经：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到李克强总理说的“调结构”？
党国英：就是要在这四个长期性因素上做文章，要有应对策略。
第一，我们一定要转变农业本身的增长方式，再不能走高成本的发展道路。发展农业要有合理的组织形式，比如可以推动改革土地制度，建立真正的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甚至耕地私有。比如适当的压缩灌溉农业，发展旱作农业、雨润农业，降低农产品成本。
只有改变农业增长方式，才能让中国人把吃饭成本降下来，使中国人不再过勒紧裤带过日子。
第二，我们应该改变城市化方式，不要土地城市化，要人本城市化。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一下让中国多数城市家庭有独栋住宅，不是豪华的独栋住宅。而两百平左右的院落，一百平的房子的地基，加起来两层。这样改变城市规划，让老百姓有一个新的财富形态，整个精神面貌就不一样了。我们做过分析，这其实需要的土地量不大。
第三，调整好劳资关系。一定要将中国劳动者的过劳问题解决好，公务员、中央常委都带头休假，要适当的形成劳动供应的基准，让资本家找劳工更难，比现在还要难，逼迫他们主动调整劳资关系。
最后，要增强政治信心就是反腐败。
我们一定要短期内有信心，但是同时一定要兼顾长期目标。做好上述四个方面的改革，所谓“改革红利”的释放也便是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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