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关于谁来取代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的战争。人们或许预计美联储主席—可以说是美国权力第二大的行政职位，当然也是全世界最具权威的金融宝座—会由中央银行家组成的小团体来决定。但事实上，这个选择主要取决于美国总统。因此让我们先考虑两个排名领先的候选人，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现任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
萨默斯和耶伦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学者，在公共服务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主流媒体似乎想要把两位候选人的竞争描述为作为一场不同性格特质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两位候选人的能力都足以胜任这一职位。此外，两人都认为美联储不应该过多关注与失业相关的价格稳定问题。通常，这种稳健的鸽派倾向是不利的，如今，它却成为了优点。
在货币政策中，技术能力的重要性已得到全球各国中央银行的多次证明。根据经济学家克莉丝汀·罗默（Christina Romer）和戴维·罗默（David Romer）在2003发表的研究，货币政策的质量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家是否对政策制定和通货膨胀有明确和细致入微的理解。20世纪20-30年代和70年代充斥着中央银行家不了解这些基本原理的例子，而这些人所在的国家也因此在经济上付出了代价。
这不仅仅意味设定利率的能力，还包括制定监管政策的能力。一些批评指出，萨默斯在20世纪90年代比尔·克林顿总统手下任美国财政部部长时热衷于放宽金融管制。但这些评论家也忽略了他在帮助对抗那十年的主权债务危机，并坚持主张美国开始发行通货膨胀指数债券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政策制定工作中，要使每一个命令都正确几乎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要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后悔自己在任财政大臣时让英国在1925恢复了金本位，那堪称一场灾难。而他的表现，无须赘述，在随后的数年中不断得到了改进。
对于耶伦来说，在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的最后几年中她正好担任旧金山市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而这场泡沫在她的这块辖区尤其猛烈。但耶伦的讲话也表明她对金融风险的认识比大多数同僚更具远见。
通常来说，中央银行的首脑被视为一块足以顶住政治压力不让利率压低和通胀上升的壁垒。而笔者于1985的关于通货膨胀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的研究表明，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需要一个比普通的知情公民更重视与失业相关的价格稳定的中央银行家。安插一个“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有助于控制通胀预期，从而压低长期利率以及降低工资和物价上涨的压力。
在过去的25年中，“紧抓通胀”的口号已成为一种通过让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意图放心来控制通胀预期的机制。但在反思这场75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我们会发现过分强调低通货膨胀的目标可能会适得其反。
与其担心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应该把焦点放在使经济实现通货再膨胀（reflation）。真正的问题是，他们已经做了如此多的工作让公众相信通货膨胀是全天下最邪恶的事，因此也很难再说服任何人说他们目前正在专注于通货再膨胀。这就是为何任命一个“鸽派”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耶伦的演讲始终表现出对当前高失业率的强烈关注，这使得她在美联储中积累下了“鸽派”声誉。而且，尽管许多左翼认为萨默斯很可能是保守派，但在通货膨胀方面他却不是如此。他在1991年发表的货币政策论文被广泛引用，其中开创性地提出了要避免出现设定极低的通胀目标，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央银行创造降低利率的空间。那时，萨默斯显然认为自己定性为一个货币政策鸽派：“我会支持有比我更厌恶通胀的人来负责货币政策”。
但如今萨默斯的鸽派倾向不是问题。面对名义工资无法降低的状况，较高的通胀率会促进部门调整并在减轻债务负担方面实现小而有用的影响。
如果说正常时期需要一位保守的中央银行家来稳定通胀预期，在如今这个非常时期我们需要更加非正统的中央银行家来对抗通缩
预期。如今一个梵蒂冈教皇选举式的银行家秘密会议将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是否要将耶伦或者萨默斯，又或者其他有类似倾向者—另一位前美联储副主席科恩·唐纳德（Donald Kohn）如今似乎也有当选可能—选为新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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