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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瑾
“你觉得年轻时环球旅行的经历对你日后成为设计大师有着怎样的帮助？”事实上，问题刚一脱口我就开始后悔了。
而随后设计师的回答让我更加汗颜，“这谁说的准呢，我是说，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总是有着各种联系的，但我旅行并不是为了这个。”蒂莫西·雅各布·延森一撇嘴说道。
在丹麦乃至欧洲的工业设计界，雅各布·延森是一个无人不晓的名字。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个代表着父子两代人的设计公司便活跃于电器、腕表、汽车甚至于建筑等领域。
尽管雅各布·延森设计公司拥有700多个设计成果，但前面那个有些先入为主的问题，恐怕更适合去询问注重效率与回报率的亚洲设计师。向世人展示日常生活的简约、安静之美才是父子二人的设计哲学，相对于游走于商业回报与市场趋势之间的设计师们，两位延森反倒更像是工匠，“诚实”也许是对他们的设计最好的形容。
8月15日，蒂莫西·雅各布·延森精力充沛的出现在其位于上海松江的办公室中，采访结束后，他还要作为“中国白酒创意包装设计大赛”的评审飞赴北京，这也是他此次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上海办公室是延森公司在全球目前目前唯一的分部，刚坐定的蒂莫西还是瞄了一眼窗外，遂即说：“上海，我只在不得不来的时候才来。”
尽管丹麦人又马上解释道，不只是上海，车水马龙的大城市他都喜欢不来，但这位年逾50的设计师诚实而率直的讲话风格还是为随后的采访开了个好头。
父与子
在工业设计界，“传承”的概念在延森父子身上格外显而易见，到了蒂莫西这一代，更是16岁便被带进了父亲的工作室。
如果在长途飞行的国际航班上，你碰巧与一位丹麦设计师坐在一起却又不知该聊些什么的话，“传承”将会是一个不错的话题。在丹麦的很多设计领域，这个话题都可以追溯至百余年前。
在工业设计界，“传承”的概念在延森父子身上格外显而易见。蒂莫西祖父年轻时，就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具店—“阿尔弗雷德·延森父子店”；而蒂莫西的父亲学习工业设计时又是师从丹麦最著名的家具设计师汉斯·维纳（Hans Wegner）；到了蒂莫西这一代，更是16岁便被带进了父亲的工作室。
“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女孩儿和派对，并没把工业设计当成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尽管如此，蒂莫西还是对第一天进工作室工作的情景记忆犹新，“那是1978年的某个星期一，我按照父亲的要求早上8点准时来到工作室。父亲让我站到一面贴有白纸的墙壁前，深呼吸，然后递给我一根炭笔，让我先试着在空中画竖线，觉得有把握画直了再往纸上画。”
蒂莫西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两腿分立，两手相握向前平伸，比划着当年那个16岁的男孩是如何卖力画者竖线。
“父亲对着我画的一排竖线，意味深长的告诉我，竖线代表着生命，如屋外的大树一般。”竖线之后蒂莫西又按照同样的步骤画了横线和圆圈，父亲都是在他画完一个项目之后马上告诉他所代表的含义—横线代表死亡、圆圈代表轮回。
这听上去是相当特别且非常精神化的教育方式，“你当时对此作何感想？”我问。
“我觉得父亲就是一个白痴。”蒂莫西笑着回答道。
一艘小船与5个夏天
在做了7年模型之后的1985年，23岁的蒂莫西买了一艘小船，并且决定离开工作室一段时间。
传承并不是世袭，蒂莫西成长的环境其实非常自由，父亲虽然乐意教他设计，却从未强迫他成为设计师。蒂莫西有四个兄弟姐妹，但最终成为工业设计师的只有他一个人。
在进入工作室最初的七年里，蒂莫西一直按照父亲的要求在做模型。直到1985年，23岁的蒂莫西买了一艘小船，并且决定离开工作室一段时间。“船真的很小，长度恐怕都不到十米。但作为年轻人，总想着去突破现状。我就与这艘小船一起度过了随后的5个夏天。乘船（有时也用其他交通工具）去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希腊等国。”
在其余的时间里，蒂莫西旅行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他曾前往战乱中的斯里兰卡，只为去看一种能对着月亮唱歌的鱼；也曾通过搭便车游历了澳大利亚西部地区。“我曾去到过最贫穷的地区，也见过那些富可敌国的人；我去过美轮美奂的城市，也见过不少糟糕的城市规划。”
蒂莫西认为更重要的是，那些年的经历让他明白了人生并不是付出越多回报越大。自此，蒂莫西结束了长达5年的游历，在1990年正式继承了父亲的事务所，成为雅各布·延森设计公司CEO。
值得一提的是，在蒂莫西开始周游世界之前，就已经显露了设计上的过人才华：蒂莫西在1985年与丹麦品牌Max René合作设计了两款腕表，这两个产品不仅获得了设计上的认可，被纽约MoMA收藏，并且帮助雅各布·延森设计公司创立了同名品牌—Jacob·Jensen TM，这两块表便是该品牌在市场上销售的第一批产品。如今，该品牌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而蒂莫西在设计之余，也在中国找寻更多的合作伙伴。
看得更远与头脑萎缩
细分了的工业设计看似提升了工作效率，但是设计师却无法从不同事物中获得更多灵感，长此以往头脑、创意都会逐渐僵化、萎缩。
蒂莫西的父亲曾经说过，自己也许是继维纳之后丹麦最后一代的“一人”设计师了。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北欧，设计概念、绘图、做样板、修改、制作原型产品，甚至是之后的市场策略，很多时候都是设计师一个人包办。
而如今，在亚洲和北美，充斥着强调高效率和利益最大化的品牌以及大型事务所。单一种类的产品研发部门就可以有数十人规模甚至更多，人们的工作内容被尽可能的细分，工业设计也早已被重新定义，沦为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
在聊到这个话题时，蒂莫西表示他现在也还是要经手所有的工作。延森工作室自成立以来一直位于丹麦的海边小镇HEJLSKOV，那幢既是工作室又用来居住的房子还是蒂莫西的父亲当年从他的老师那儿买下来的。从窗外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蒂莫西相信设计师只有看到足够远才能想到更多的点子。在那里，很多与设计相关的东西都被保留了下来，包括平等的团队关系、延森式的幽默感以及“一人”设计师的工作方式。
“现在虽然有不同的人或部门负责不同种类的工作，但我还是要参与设计相关的每一个环节。” 蒂莫西认为这种细分了的工业设计看似提升了工作效率，但是设计师却无法从不同事物中获得更多灵感，长此以往头脑、创意都会逐渐僵化、萎缩。这一点也正是我们在国内很多电子尤其是通讯产品公司经常所看到的。
蒂莫西也特意在此时提到他马上要进行的“中国白酒创意包装设计大赛”的评审工作，“我希望参赛的设计师能够不仅仅将眼光放在包装上，而更多的去思考创意要如何去将品牌推到一个更广阔的范围。丹麦只有五百多万人口，却可以诞生乐高、嘉士伯、B&O等这么多国际品牌，也正是因为从设计开始就非常注重思考的广度。”
作者：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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