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你的真北团队
朱文婷
比尔·乔治是美国著名的领导力大师，曾出版《真北》一书，大受好评。何谓“真北”，科技名词的定义是导航上提到北极与领航员相对的位置的名词，而在《真北团队》一书笔者更愿意理解为找到自己人生正确的方向。这本书着重讲述如何建立一个适合自己并且能够解决问题的真北团队。
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问题，不方便告诉亲人，不便于和同事交流，这个团队就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看到书中的描述，便有冲动成立自己的真北团队。然而，要怎样成立这样的团队呢？比尔·乔治对成员的选择、团队核心领导、团队规范、遇到问题后的解决方案提出了建议和方法。
首先，团队的组建作者建议，先和一两个觉得合适的人一起探讨你们想要哪种类型的团队及各自对团队的期盼。然后各自写出理想团队成员的特征，并汇总成表。在征得大家对理想成员特征的一致意见后，每个人都应列出一张可能的候选人名单。你想和哪些人花更多时间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其他成员的名单进行比较后，就可以建立起未来成员名单，最终确定的团队人数。在对未来成员面试后，确定间隔多长时间见面，谁来主持，需要解决和探讨的问题等都应提前准备好。这样，一个初步团队就算建成了。
值得注意的，组建团队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决定团队成员的性别。有人认为，单一性别比较适合敞开话题，也有人认为，兼具两种性别会更全面采纳有效的意见。比尔？乔治经过长期研究证实，无论同性还是异性团队，都可以运行得很好，是否会成功，取决于对未来成员的预期。
其次，制定团队的规范，这非常的重要。不能天真认为，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良好的规范会自然形成；缺少明确的团队基本原则，便会出现成员遵守规范的随意。所以，可以根据自己团队的实际情况制定譬如：保密、坦诚、信任、倾听等规范来约束团队成员的行为。明确了成员间互动的规则，团队就更有可能取得长期持续的成功。
再次，遇到危机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可或缺。新团队一般都会经历蜜月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团队运作、成员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导致团队面临困境甚至解散的原因有很多，比尔认为，新成员的加入、成员间缺乏信任、违反团队规范和价值观等等都会造成团队的危机。作者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法—定期进行反馈，让成员轮流分享其关注的问题。
最后，团队的重组。团队运作数年后，成员往往会满足现状，停滞不前。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新鲜的血液激活团队、改变团队目标或性质、几个成员同时离开、团队拆分都不失为好的方法。如果团队真的已经不存在共同的目标，很多问题不可调和，解散就不可避免。团队的重组或者解散并不代表失败，理性的解散，对团员再重组也有帮助。
建立真北团队能解决许多人们面临的问题。一个好的团队会带领团员走向积极、快乐的人生。建议在生活、工作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朋友仔细阅读并实施书中的方法，相信你会有好的收获。
透过医改看中国决策方式新变化
奕明
2006—2009年间，中国进行了新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通过对医改政策形成过程的深度分析，本书试图探究中国中央政府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医疗体制改革不仅属于重大公共政策，而且是世界性决策难题。从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看，它涉及医生、医院、医药及医疗设备的制造商、批发商、商，还有医学研究与教学机构；从医疗服务的需求方看，它涉及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时下是否健康；从医疗服务的筹融资方面看，它涉及公共财政、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个人支付；从医疗服务的行政管理看，它涉及卫生部及其他很多中央部门(包括农业部和国防部)，以及地方各级政府等等。
中国用了近四年的时间，顺利出台了一部充分体现公益性、符合中国国情的医改改革方案，被广泛评价为一次巨大的成功。回顾这次医改政策形成的全过程，不仅在中国重大公共政策的历史上史无前例，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不多见的。要解释这种成功，就不能把它视为偶然现象，而应把它看做中国决策模式的产物。问题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决策模式的系统性研究很少；即使有，也是外国学者多年前完成的。他们对当年中国决策模式的概括未必准确；哪怕准确，对日新月异的当下中国也不可能适用了。本书的着眼点就是探究当今中国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式。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通过收集大量政府公报、文件、报告等公开资料，通过对参与新医改决策过程的官员、政策专家、有组织利益团体代表进行深度访谈，分析了政策形成的全过程。与以往相比，今天中国重大公共政策形成的参与方不再局限于党政领导人和各级官员，还包括智库、国际组织、利益集团以及一般人民大众。由于党政机构内部的决策者不再全面垄断政策形成，除了决策部门内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以外，政策形成过程还包括传统参与方与各种新加入的外部参与方之间的丰富互动。政策形成之门越开越大，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力却没有被弱化。其中的奥妙到底是什么？本书以决策的参与结构为线索划分章节，对决策过程中各方面的沟通机制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梳理。
《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发现，政策形成参与结构和沟通机制的变化，对中国中央政府决策模式带来了巨大影响：由过去的“个人决策”、“集体决策”转向民主化 、 科 学 化 水 平 更 高 的 “ 公 共 决策”。我们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共识型”的重大公共政策决策模式。它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参与结构方面的“开门”；二是沟通机制方面的“磨合”。“开门”相对于“关门”而言。开门决策首先意味着打通门里，不再由少数领导者关起门来决策。其次，开门决策意味着开启“进善之门”，允许、欢迎、鼓励利益相关群体登堂入室，在政策形成的各个阶段，通过各种方式对国家重大决策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第三，开门决策意味着决策者要放下身段，迈出户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展开调研。这是一种与政治参与相映成趣的逆向参与：决策者不是坐等他人上门参与，而是主动出门，体会民情、听取民意、吸收民智。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说，逆向参与就是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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