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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至今，世界经济仍处在生产网络重组、过剩产业的去产能化、金融投资的去杠杆化等漫长的再平衡调整过程。后危机时代，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目前，这种典型的东亚模式亟需一个政策转向。反映市场良好意愿和万众期待的“克强经济学”，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同时面临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两大问题。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持续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这说明经济体系内的资源过度集中到出口部门，资源与环境成本高昂，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部市场。在金融海啸造成的外需冲击下，经济增长和就业波动较大。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储蓄、消费、投资比例关系不合理；在实体经济的投资结构中，资金过度集中到国有企业、央企和地方债务平台，以及那些低效率的“三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另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严重脱节，金融资源过度集中房地产业和虚拟金融经济，资产价格泡沫严重。
李总理曾表示，“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原有的资本、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红利已基本释放完毕，相反，长期积累的矛盾严重束缚了经济活力的释放，亟待通过结构性改革，包括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和各方利益关系调整，以释放制度红利。
当前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这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改革，管好政府自身，向市场放权；重点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重点调整国内消费与储蓄、投资、出口的比例关系；通过调整包括资本、人力资本、科技研发、劳务、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以及各方面利益格局，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活力。
毫无疑问，“克强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在保中国经济“上限”和“下限”的“李克强防线”内，进行结构性调整，或推进经济改革。这也是李总理所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的真正内涵。
“克强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应该可以克服“中国经济病”，但“标本兼治”需要时间。根据最近几个月李总理和新任政府出台的政策，我们可以尝试地勾勒出“克强经济学”的政策框架，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李克强防线”，即力保中国经济“上限”与“下限”。“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二是在“上限”与“下限”框架内，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深化改革，重点在于向市场放权；三是在财政和货币信贷资金上，“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四是以菲利普斯曲线为基础的权衡取舍的政策框架，如果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通胀率均处于目标区域内的话，侧重于结构性改革，如果上述两项经济指标处于目标区域外的话，则侧重于调整总需求；五、“克强经济学”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新型城镇化，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六是“管好政府自己”，“向市场放权”，出台新政策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李总理强调，推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将呈现乘数效应；七是以上海自贸区为平台探索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路径，围绕“外汇管理创新、服务贸易开放、区域便利化”，国家将出台一系列政策细则，将涉及贸易、航运和金融各个方面。其中，以上海自贸区为平台，重点探索金融领域的开放改革，将成为市场的焦点。金融领域的改革探索实践涉及利率市场化、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对人民币跨境使用先行先试，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金融业的对外开放、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的政策点。
“中国经济病”的治疗不仅是为了重新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而且有待“标本兼治”，因此，必须重点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中西医结合的辨证医治。这是“克强经济学”付诸实践的逻辑起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作者：钟表 (来源：《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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