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在央行控制货币投放而社会对信用需求仍然比较旺盛的情况下,兴业银行等通过主动发展非传统信贷业务,以规避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约束,提升其贷款倾向和资本回报。这样的金融创新和管制规避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幕后推手:影子银行
。但中美两国经济金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影子银行的范畴也不能直接类比。我国银行业的业务创新有助于克服制度缺陷,推进金融现代化。市场各方应坦然接受这样的新变化和新挑战,不固步自封;监管和货币部门应调整操作思路,厘清其冲击,规范其开展,从而避免发达国家金融深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
首先,非信贷产品的不透明,使得金融消费者不追究也无法追究基础资产的还款能力及流动性。一旦资金流入了高风险区域,并出现违约,可能引发恐慌性赎回。其次,非信贷业务有着更加严重的流动性和期限错配,并没有成熟的制度可循,不仅流程和风控机制存在审慎关注不足,而且易出现操作风险。再次,银行对其发售产品的无形“信用增级”,即便进行了风险提示,涉众性金融消费者也很难树立“买者自负”意识。
其次,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非信贷业务的顺周期性相比传统业务更为显著。经济繁荣时,商业银行可以依靠大量的短期融资,推动资产价格和融资担保品价值的上升,促使经济更加繁荣或过热。而当经济增长放缓,银行的非信贷业务其高度的期限错配更易受到流动性紧缩的冲击,使资产价格和信用供给骤降。此外,同质化的金融机构造成参与者具有相同的思维模式,形成羊群效应并可能造成系统性的冲击。非信贷业务造成金融机构和产品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若某一个环节出现差错,将会使问题在系统内交叉传染。还有,非信贷业务引导资金流到一些低效率和政府不鼓励发展的项目,扭曲了市场结构。
影子银行也对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带来新挑战。其一,金融创新是银行与监管部门博弈的结果。这些业务几乎破除了金融系统中机构与市场的界限;这些产品几乎破除了地区、行业和期限的边界。这都给我国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和体制造成了较大冲击。第二,非信贷业务增加了自身持有超额准备金以及公众持有通货的机会成本,降低了货币政策“三大法宝”的作用效力,加大了政策时滞的不确定性。融资行为的脱媒,降低了传统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这对我国现行的数量型的货币政策框架构成了一定的冲击。
综上,商业银行非信贷业务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但任何创新都存在不确定性,它并不能消灭风险,而仅仅是将其在各个经济主体间进行转移。因而监管机构必须改革监管手段,强调业务的透明性和基础资产的真实性。货币部门更需要因应时势,重新架构政策思路和框架。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实下,不断增加对价格型工具的运用,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率,从而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
作者: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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