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名的少壮派经济学家，滕泰是我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和倡导者，他2012年11月发表《新供给主义宣言》，创新性地从供给端重新定义了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并在2013年提出完整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日前，滕泰博士的专著《民富论》出版发行，就藏富于民、重启改革、调整人口政策、破解移民潮等舆论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做了系统阐述。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以民富为起点重启改革
《经济参考报》：您这本新著为什么起名《民富论》？
滕泰：给这本书起名《民富论》是因为中国到了应该更加强调惠民生和民富的阶段。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但是还存在财政收入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以及国有资产膨胀更快等财富分配不合理或不均衡问题。2005-2012年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复合增速13%，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复合增速高达21.9%。截至2011年底，全国非金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高达85.37万亿元，所有者权益29.17万亿元，分别是2003年的4 .3倍和3.5倍。
几百年的经济兴衰历史告诉我们，政府占有的公有财富扩张到一定程度，以至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被挤占时，其财富增长必然会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经济参考报》：这就是您在书中总结的“国富民不富，衰落第一步”以及“国富民穷不是中国梦”吗？
滕泰：是的。所以我提出要以“民富”为起点，重启改革。改变不合理的财富结构，不是对国有资产再分配，而是确立“无论是国有资产还是私有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从增量入手，按照新供给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支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从要素供给贡献和要素边际报酬出发，尽快启动国民收入分配改革。
《经济参考报》：作为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创立者和首倡者，请您谈谈新供给主义的主要观点。
滕泰：好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受到高税收、高社会成本、高垄断、高管制等“供给约束”，只要通过减税、降低社会成本、放松垄断、减少管制等措施，放松“供给约束”，就可以提高经济的短期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刺激民营经济大发展。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与劳动、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制度与分工等五个方面都存在“供给抑制”，只要通过放松人口生育控制、放松户籍制度、减少资本与金融管制、优化土地与资源产权结构、推动国有企业等低效率领域的制度改革等措施，解除“供给抑制”，就可以提高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确保国家财富的长期增长。
在确保财富总量和民营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主张从供给端出发，按照劳动、资源、技术、管理、资本等五大要素的贡献和边际报酬，让市场完成收入分配。谁创造的财富多，谁获取的报酬就多。按照上述收入分配原则，遏制那些不在供给端创造财富的不合理财富索取权。
调整人口政策迫在眉睫
《经济参考报》：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曾经谈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有一个因素至关重要，那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不改，中国就无法维持高经济增长。人口问题真的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因素吗？
滕泰：中国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超过30年，其间的经济增长更多是依赖人口、资本、资源投入为主的“库兹涅茨增长”，完全没有摆脱经济增长的人口依赖。中国若不尽快放松人口控制政策，再过20年，很有可能会遭遇“三阶段突破反向定律”，面临人口控制50年后的“经济增长动力断裂”。因此，如果不调整人口政策，即将消失的不仅是发展经济的人口红利，从中长期看，老龄化危机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经济参考报》：如您在《民富论》中所言，在任何国家和地区，要调整甚至废除一项沿袭多年的政策，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您如何看待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和阻力？
滕泰：几乎所有成熟经济阶段，人们都会因为更注重生活质量而减少生育，导致生育率逐渐下降，中国的发达城市，比如上海，已经连续多年人口负增长。有关研究表明，地球人口将在增长到70亿以后开始逐步回落。关于人类社会如果不控制人口就会无限膨胀的简单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人口政策的调整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利国利民、福及子孙的改革，也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改革。
中国虽然没必要一步跨越至鼓励生育，但是通过合理的过渡措施逐步放开“一胎化”，尽快过渡到允许生育二胎，并最终从控制人口生育数量逐步过渡到促进人口生育质量提高，十分必要。去年国家部位调整已经把人口政策从原来的计生委划归发改委，从组织上为人口政策的尽快调整做好了准备，我认为目前放开二胎生育限制的阻力已经接近于零。
《经济参考报》：调整现有人口政策，只是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吗？
滕泰：逐步改变人口控制政策，解决的主要是中短期内绝对人口数量增长问题，应对的主要是未来人口老龄化难题，只是治标之策。在未来软财富时代(软财富：指以人的思维和人类活动为基础的财富形态，软财富来源超越了客观世界，摆脱了对地球资源的依赖，主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包括知识财富、信息财富、文化财富、金融财富和其他社会服务形态的财富)，财富的源泉并不是简单的劳动投入，甚至也不是对自然资源的深加工，而是源自人们思维的财富创造，因此软财富时代的人口价值，不在于人口的数量，更在于人口的质量。
所以，中国过去以计划生育为核心的“人口政策”，应该尽快过渡到以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并进一步改写为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力资本战略”。
《经济参考报》：实施“人力资本战略”的关键是什么？
滕泰：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关键是一系列观念的更新以及与之配套的具体制度的改变。这些观念包括人的财富价值、新的财富观念、人才的衡量标准、新的职业观等等；与之配套的制度包括废除人口控制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重生态财富和硬财富，低估软财富的政策抑制；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等等。但是，历史留给中国的时间并不多，未来十年是调整人口政策的最后窗口期，在此期间调整人口政策，基本上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是阻力最小，最容易成功的一项改革。
客观评估计划生育政策，尽快从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转向“人力资本战略”，迫在眉睫。这也是我将“中国人口政策何时改，怎么改”放在《民富论》第一章的直接原因。
怎样才能留住财富精英
《经济参考报》：除调整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外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增加我国的人口红利？
滕泰：如果人口红利仅靠生育率来改变，那每一个轮回都要50年到100年。还有一种更短期见效的“相对人口红利”，即通过吸引移民、促进人口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带来的经济增长。我在《民富论》中指出，除了强调人口城镇化的重大意义外，希望决策部门关注财富精英向外移民的不良影响。
《经济参考报》：当前，我国的移民情况如何？
滕泰：中国正处在海外移民的第三次浪潮中，而且迅速膨胀。与前两次劳工移民潮和技术移民浪潮不同，这次移民浪潮以投资移民和教育移民为主。大量富人、富二代通过海外投资、海外购房、海外生育、海外就读(中学、大学)等方式持续携带资本流出国境，其中也包含大量携带财产的腐败官员和国企领导的家属。
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09年获批的投资移民EB5类签证总数，从2008年的1443人猛增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根据加拿大官方统计：2009年投资移民2000人左右，其中中国大陆名额占了超过半数。
《经济参考报》：为什么这么多人热心移民？
滕泰：经济学中，人被假定为理性经济人。人其实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动物，出生、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往往在语言、饮食、文化、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某种共同特征，即使在一个国家，不同省份间人和人的差异也比较大，更别说不同国家间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在同样的创业、就业和生活环境下，任何人都不愿意背井离乡移居国外。全球化时代，精英们携带巨大财富以移民方式“用脚投票”，除了家庭团聚等因素之外，根本原因是移民流出国与流入国在软环境方面的巨大差距。
《经济参考报》：根据您的研究，中国近些年移民潮的主体由那些人组成？
滕泰：主要有以下四部分：
一是留学结束后先在国外就业，随后移民的。这一群体的移民虽然不会导致大量财富外流，但由于都是知识精英，因此损失的是看不见的智力软财富。
二是企业家及大中型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和技术精英。这一群体是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而且大部分人移民之后，仍会在中国继续发展，现在移民主要考虑孩子的教育，自身的养老，当然还有对未来中国的忧虑。
三是演艺界明星。这一群体人数虽少，但拥有的财富巨大，最显著的特点是，移民后绝大多数人的事业还在中国，移民的原因和企业家群体差不多。
四是腐败官员及其家属。无论从财富角度，还是从其他方面评价，这一群体移民造成的负面影响都非常大。
虽然中国人口数量巨大，几千万移民比例并不算高，但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中国的财富削弱效应不可低估。如果不从源头解决问题，长此以往，移民浪潮犹如一个财富黑洞，对中国财富增长将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经济参考报》：留住这些财富精英，政府应该怎么做？
滕泰：为减少移民对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削弱，我国应该加快改善国内创业环境、就业环境、生活环境，包括：加快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改善政府服务能力，创造公平的创业环境和就业环境；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提高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留住高素质、高资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人才，甚至未来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和技术携带者移民中国。此外，为了留住那些对国内软环境失去信心而移民的财富精英、技术精英，我国还应该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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