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未来确实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潜力绝不是源于新结构主义学派的后发优势，而是源于短期内能否用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中长期内能否采取正确的人口、贸易、金融、国防和财富战略，从而走上百年持续繁荣的富民国强之路。
前不久，林毅夫教授在FT专栏撰文指出（可参见《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外部的周期性因素所致，未来中国还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而这种高增长的潜力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后发优势。
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来自于他2012 年回国后发表的新结构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和以廉价的劳动力，大量资源投入，甚至牺牲环境为支撑的外向拉动型经济结构，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而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思想和后发优势理论，事实上是在为维系落后的经济结构提供理论支持。因此，新结构主义从一诞生就饱受学界和舆论的批评与质疑。但研究发现，大部分人的批判，要么是将新结构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国际分工的产业基础，要么批评以此为基础的基础设施投资扩大主张，甚至从新结构主义可能导致的结果去怀疑林毅夫教授的动机，而很少有人从新结构主义理论本身的瑕疵去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林毅夫先生所谓新结构主义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要素禀赋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因为它过度强调了自然禀赋的作用，而忽视了贸易本身在促进国际分工、形成优势过程中的作用。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要素禀赋的结构是相对给定的。这一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最优的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环境等。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每阶段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而是由其特有的禀赋结构决定。虽然新结构主义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政府在基础设施改进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是在新古典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演进。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相对优势的源泉在于不同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差异，根据要素禀赋论，劳动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反之，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
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依靠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同时期的亚洲四小龙也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
此时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主义之所以引起争论，因为这事关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贸易利益和国际分工的地位问题。
如果同意林毅夫教授的产业政策，中国就不该在高端和先进产业与美国竞争，而应该致力于巩固扩大现有的产业优势、贸易优势和国际分工地位，并且政府为了支持上述优势而应该继续扩大基础投资。
问题是，按照上述优势进行的国际贸易是否能够确保国际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面对高端产业和相对低端加工制造业的竞争，相对低端产品的出口国是否能够取得有利于自身的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中国若按照新结构主义的办法制定国家战略，在牺牲自己促进全球福利的同时能否保证中国福利的最大化？
在亚当•斯密最初的理论设想中，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应该是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工业，最后是商业和贸易。商业和贸易应该在农业和工业生产的绝对优劣势比较基础上发展起来。
比如，法国的雅克一家都在波尔多的酒庄工作，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早就善于生产葡萄酒，而法比奥一家都在经营当地的丝绸产业，肯定是因为几百年前当地就有丝绸生产优势。
然而，当亚当•斯密详细考察了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后，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原来分工不是天然形成，商业和贸易更不是在天然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恰恰相反，欧洲国家的历史现实证明，社会分工是由贸易和交换引起的，是商业和贸易改变了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分工格局。
也就是说，公元十四世纪，住在法国波尔多地区的雅克家族原本与他们住在意大利的亲戚法比奥一家生活没什么两样：男主人负责打猎和农耕，女主人负责家务和纺织。传教士还没有带给波尔多酿造葡萄酒的技术，意大利的法比奥也还没有从中国学会养蚕和纺织丝绸，更没有什么要素禀赋、生产分工或比较优势。
历史并不如假想的那样，先有区域生产分工，然后产生贸易，而是由于贸易商不断地寻找贱买贵卖的机会、压低采购成本，迫使那些能够高效率、低成本生产酒的地区集中精力生产葡萄酒,而那些不具备成本优势的地区在面临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廉价葡萄酒时，被迫放弃生产，转而寻求具有优势的其他产品，比如向中国人学习养蚕和纺织丝绸。于是葡萄酒和丝绸在两个地区的社会分工就逐渐形成了。其他产品的分工也一样。贸易就是这样破坏了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让低效率的生产者退出，让高效率的生产者更具有生产规模，从而一步步促进了社会的分工。
在贸易促进分工和各地优势产业形成的过程中，要素禀赋也许曾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对依赖自然资源和气候的特定产业而言。但是对于大部分产业而言，这个顺序恰恰相反：贸易促进分工，分工巩固了优势产业，并形成、强化了要素禀赋——而在贸易促进分工的起始阶段，各国、各地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有幸面临这种平等机会，但却依照新结构主义的理论，自觉地放弃高端和先进产业而安心于制造业，就会形成贸易地位差异，进而造成国际分工的地位差异，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财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
我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论述了“要素禀赋和贸易优势不全是天然的，而是可以创造的”。尽管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分工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摆脱特定的土地、环境、劳动力等历史背景，但是安于落后生产结构的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在极端激烈的产业竞争和国际“赛跑”中，一个国家哪怕是跑得稍微慢一点，都会把竞争优势拱手让人——“新结构主义”的国际分工主张不仅会葬送中国的未来，甚至也不能保证中国的现在——任何阶段的全球先进产业都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而成熟产业只能获取微薄的要素报酬，没有任何全球贸易机制会保障那些敢于牺牲自己、勇于壮大成熟产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不被压榨到最后一分钱。
在《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还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周期”，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市场体制本身，也不是边际效用递减造成的需求不足，而是因为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因此，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既不能指望“五年计划”或产业政策，也不能靠刺激需求，更不能安于现在的产业结构和所谓后发优势，而必须奋起直追，尽快改善中国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经济结构，尽快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
为了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当前须借鉴三十年前邓小平改革和里根主义的政策元素，大幅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和融资成本等间接供给约束，放松垄断和管制等直接供给约束，盘活现有资源存量，解放生产力，启动十年增长。而要实现三十年以上的经济增长，必须解除供给抑制，激活“五大财富源泉”，综合利用“三种财富增长模式”，并靠全新的人口、城镇化、金融、贸易和国防战略，才能引领中国经济走上持续繁荣之路。如果视野再放长远一点，单纯从财富角度看，人类社会已进入软财富时代，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传统工业之死，要实现国强民富的“中国梦”，既不能靠传统的农业生态财富思想，也绝不能靠过时的工业硬财富思想，更不能按照新结构主义的后发优势等着被历史淘汰，而应该抓住软财富革命的时代契机，从家庭、企业和国家层面，依靠软财富战略，决胜新百年。
林毅夫教授在多个场合指出，后发优势仍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年以上的高增长。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未来确实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这种潜力绝不是源于新结构主义学派的后发优势，而是源于短期内能否用新供给主义重启改革，中长期内能否采取正确的人口、贸易、金融、国防和财富战略，从而走上百年持续繁荣的富民国强之路。至于新结构主义和后发优势理论，不仅不能维系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反而会继续误导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介绍：经济学家，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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