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讯 北京时间10月14日晚间消息 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和另外两名美国经济学家荣获了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罗伯特·席勒1946年3月26日生于底特律。希勒于1967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现在是耶鲁大学亚瑟·奥肯(Arthur M. Okun)经济学教授，也是耶鲁管理学院金融国际中心成员。
希勒还是一名畅销书作者，他的代表作《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和《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都在很早以前就出版了中文版。
希勒曾多次来到中国，对中国并不陌生，也曾多次发表其关于中国经济的看法。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永钦2009年在其搜狐博客中写道，希勒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个“故事”：
——希勒和阿克洛夫在《动物精神》一书中还强调了“故事”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类的心智是记叙式的，将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和动态变化的事件，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人类行动的很多动机来自我们生活中的故事。小至一个企业，大至一个国家的信心都是如此，伟大的领导人总是出色的故事创造者。
——还没等我说，希勒就主动说到，中国的经济奇迹也是一个“故事”。的确，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自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故事，并且通过这些故事，创造了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和社会体系。这些故事往往是跟特定的历史人物相联系的，比如，邓小平、张瑞敏、柳传志、马云，等等，你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名字，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符号和故事的主角。如果人们相信这样的故事，如果人们相信人们相信这样的故事， 依此类推（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个故事要成为“共同知识”），这种故事背后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基因就会在全社会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中国故事”。当这个故事跨越中国的国界，使得全世界的人也相信这个故事，使得全世界的人也相信全世界的人相信这个故事，依此类推，成为共同知识的时候，外国人来了，外资也进来了，产品出去了，中国便成为“世界工厂”。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中国奇迹是颇有新意的。在这里，“故事”成为一种协调行动、从多重均衡中挑选出一个均衡的方法。从原则上来说，中国故事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发展中国家发生，但是为什么独独在中国发生呢？这固然与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系，但更与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改革开放措施，向世界传递了可信的信号和承诺有关系，这使得中国故事成为可信的故事。这里的道理与上面讨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可信承诺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希勒还曾发表了关于中国楼市的看法。2009年，在深圳参加一次活动时，希勒称，“我很担忧上海的房产价格”。
在会上，针对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关于“今年中国的房子泡沫会不会破灭”的问题，希勒回应说，他不知道会不会破灭，但上海一直是跟纽约、伦敦比较，而也许这个比较的参照标杆不对，比如说伦敦、纽约的房价就已经高估了，然后上海比它们还高估。
——“美国加利佛尼亚州房价与收入之比为8到10倍，而在中国的深圳、上海等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达到36倍，这令人担忧。”当代行为金融学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希勒上周五在深圳出席招商证券主办的“大师中国行”活动时表示。
——罗伯特·希勒认为，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所以给中国的房地产定价是很难的。不过从一个均衡的角度看，预计20年以后深圳的房价可以超过任何一个地方，这是很离谱的。他坦言，“迪拜的房价明显是一个泡沫，我不能说中国有房地产泡沫，但是很担心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罗伯特·希勒强调，现在市场经济发生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情况的确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继续下去总有一天要回归到正常。
而在2012年12月，希勒在北京接受21世纪网采访时，建议中国政府编制不平等指数，改善金融制度，以改善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我认为中国政府应制定一个长远规划来迎接可能更大的贫富差距的来临。这是极其重要的。
——我建议，中国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不平等程度编制税务系统用于参照的指数。在不平等现象指数（我也曾将其称为不平等现象保险）的指导下，政府不应该通过立法为每个不同的税收等级强制规定一个固定的所得税税率，他们反而应该提前拟定一个公式，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其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如果个人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那么这种税收制度会自动调节不同税级之间的差额。在我们知道收入差距将要扩大之前，在人们知悉实际上谁会被征收更高税金之前，强制推行这种指数系统解决不平等问题，这就是一种金融的解决方案。所以编制这一类指数的意义在于管控风险，也就是在不平等现象加剧的情况出现之前就做好准备，这与保险合同十分类似。实际上，不平等现象指数可以被视为种保险—针对不平等程度的保险。
——不平等指数可以有两种编制方法，一种能够逐渐使不平等差距缩小，直到其程度回归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种则是简单地将不平等程度封冻在当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恶化。后一种方式可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最容易被接受的一种，这种方式编制出的指数在很大程度上使显著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其目标就是单纯地防止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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