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下午，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在“中改院改革形势分析会”上，对三中全会的决定做出了一番解读。高尚全认为，他体会最深的两条是：市场决定论的提出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对于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尚全表示今年在全会召开之前，他曾经向高层提过两次建议，包括全会主题的确立和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均被采纳令他非常兴奋。
以下为其部分发言：
第一， 先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中国过去长期搞计划经济，靠行政来配置资源，也就是政府来配置，但是教训很深刻。现在国际国外仍然靠行政来配置资源的，已经不多。
我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都待过，所以对比很深刻。当年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一机部在沈阳有个变压器厂，需要大量的铜。旁边就有个冶炼厂生产铜，但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而是由冶金部来调配。现在看起来，当时那么做是很傻。因为政府要来配置资源，导致企业产供销都没有自主权。所以当时“跑部前进”很厉害。再看国外，我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当时两个副总理请我去大学演讲。那个国家有一款名牌皮鞋叫拔佳皮鞋，由于要搞计划经济，按照该国1600万人口，平均每人2双皮鞋计，于是国家就布置了3200万双鞋的指标。结果需要皮鞋的没有拿到，不需要的人又不要，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计划经济不可行。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十六届三中全会，那时给曾培炎写一个开场讲话，仍然提出了这个前提。但我认为这样表述不科学，有5点不好解释。第一，国家宏观调控变成了一个前提，而本应该是市场经济的内容。第二，这样说变成了政府来主导，来配置资源。第三，配置资源的主体应该是市场。第四，宏调主要应当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第五，由谁来宏调？当时我在大组上发言，温总理最后听进去了相关意见。
十六大目标是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从理论上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长期的，因此改革也是长期的。实践上看，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经过了这么久也还有问题，需要不断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最后中央通过的决定不再提宏观调控的前提，而用“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基础作用。十八大沿用了这个决定，加了“更广的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第二阶段。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得决定作用，这是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于形成改革共识，有重要意义。综合看国内外的报道，这一点国外媒体报道的也很多。
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时用了一句话，要总结国内经验，同时借鉴国外反应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就是说要正确对待国外经验。比如股份制的争议，中央说这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中性的，可以大胆的用。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市场的决定作用，对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和财政体制改革等前进了一大步。关于财政，现在说中央有钱，地方谁关系好谁就要的多，这是不行的。广东当时为发展新兴产业，中央拿出了100亿，每年拨20亿。财政厅原来很高兴，说给我我来分。但是这个钱有去无回，还有可能导致钱权交易。于是我给时任广东书记汪洋建议，财政资金分配要市场化，不要撒胡椒面，而要四两拨千斤。政府要建立一个基金，吸引社会资金进来，要有专门团队来管理，这样效率也提高了，腐败也少了。汪洋对此很重视，特意批给朱小丹，于是广东就马上研究了这一问题。
第二， 回忆过去的改革，包括1984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以及2003年完善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会发现都没有一个组织保障。18大以前在各方面，对成立改革机的构呼声很高。但是编委同志认为，现在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必要了。但是他们的理解不对，现在只是建立了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已。而现在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只有经济体制改革包括不了。
今年4月份的时候，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在考虑给中央提什么建议。于是最后提了两次建议，一次是在5月初，我讲了3条。第一是关于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我提议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第二，怎么理解全面深化改革，我的理解是五位一体；第三个建议，现在改革深水区对协调性要求很高，没有统一的机构不行。所以建议要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结果三中全会也提出了这个说法，我看了后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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