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气候变化峰会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近年来发展出的“加时赛”中落幕了：两周的谈判令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基本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同时就建立“华沙损失损害补偿国际机制”问题达成初步协议。
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4年后，伴随UNFCCC会议本身不断陷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僵局之中，UNFCCC与谈判缔约方之间的双重赛局博弈也受到谈判代表级别越来越高的质疑。
欧盟气候专员康妮·赫泽高在会议结束后表示，如UNFCCC还想保持其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方面的相关性的话，就需要在2年后（在巴黎召开的COP21）对此提供“实质性的答案”。
更为退步的减排目标
尽管外界对于今年在波兰举行的气候变化峰会期望本就不高，然而就在会议进入部长级磋商的第二周之后，波兰政府将波兰环境部长科罗莱茨“就地免职”的行为还是让大部分与会代表深感诧异。
令人感到颇为讽刺的是，就在举办华沙气候变化峰会的同时，波兰还举行了煤炭行业年度最重要的“煤炭峰会”，这一切都令参会的缔约方代表质疑主办国举行气候变化峰会的执行意愿和能力。
华沙气候谈判第一周的谈判开局，就是澳大利亚和日本宣布了比之前更为退步的减排目标和气候政策。气候变化的政治谈判和科学预测之间已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脱钩了。
根据日本新的排放目标，到2020年，日本在2005年排放量的基础之上减排3.8%。这一目标相当于把日本之前承诺的“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修改为“在1990年基础上排放增加3.1%”。这不仅代表着日本从京都议定书减排目标的倒退，也代表着在未来七年，日本计划不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做任何努力。
澳大利亚政府则提出废除碳税、削减对可再生能源拨款以及停止努力达成截至2050年将排放总量削减80%的长期减排目标。
尽管欧盟一直口头呼吁提升2020年前减排雄心的重要性，但受制于来自煤炭和核电行业的压力，在更积极的气候政策和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上停滞不前；在会议期间，德国地方政府和环境部官员联名致信德国总理默克尔，希望德国总理府可以推动欧盟设立到2030年减排55%的雄心目标，然而这一倡议并没有在欧盟内部得到多少实质支持。
在谈判第二周，各国部长们到达后，华沙气候变化峰会的谈判内容也没有得到实质进展，而是将这一减排的包袱甩到了2014年的纽约气候首脑峰会和秘鲁利马气候大会。
承诺VS贡献
减排目标没有得以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于减排历史原因认识迥异的谈判立场。
按照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的解释，谈判必须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进行。
这意味着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始终需要在减排义务上区别对待。这一谈判立场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反对。
最终，为打破僵局，谈判代表们再一次在文本上达成妥协，将“承诺”转化为法律效力较弱的“贡献”。即“在2015年问题上，各协约国决定开始或加强准备各国对于协议的贡献，并在2020年开始执行，各协约方预计在2015年的第一季度，即巴黎COP15之前上交清晰和透明的计划。”
这一妥协的结果，正如解振华在大会后记者发布会上所说，“有很多议题的（结果）并不满意，但是我们能够接受。”
“所谓不满意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要求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全部解决。”他表示，“但是中国代表团为了这次会议的成功，为了多边机制的有效性，我们还是做了最大的灵活（处理）。在一些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资金再次口头允诺
根据在场谈判代表回忆，谈判第一周，无数谈判代表都在问一个相同问题：资金在哪儿？
自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至今，发达国家从未真正切实地提供中期资金的清晰度，也未在2010~2012快速启动资金的基础上，显著提高他们的资金承诺。
实际上，发达国家2010年在坎昆气候大会承诺到2020年之后，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然而截至目前，在如何达成这个数额以及从现在到2020年间的气候资金如何落实上仍无共识。与此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并不想在有关2020年前的承诺落实之前，就开始讨论2020年后的安排。
最终，此次会议通过各方努力实现了1亿美元的筹资目标，其中德国和瑞典的贡献最大，但是在中期资金的清晰度方面仍然模糊，也没有绘制出相应的资金路线图。
解振华也呼吁，“发达国家在华沙必须切实兑现在历次缔约方会议上做出的出资承诺，特别是确保2013~2015年出资规模不少于快速启动资金，提出到2020年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的清晰路线图，并尽快以公共资金为主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确保2013年及以后不出现资金空档。”
UNFCCC会议谈判的执行力和效率也引发了代表对UNFCCC框架本身质疑。
比如是否需要每年都召开UNFCCC会议，赫泽高在会议结束之后表示，“是不是应该每次召开会议都应该有一个主题，而不是每次开会都讨论所有问题？”
2015年将在巴黎召开COP21，届时各协约方将达成一个新全球性协议，就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做出具体安排，而目前针对UNFCCC的框架和谈判方式是否能够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施的质疑之声，已经普遍存在于与会代表之中。“如果我们到了巴黎然后不能完成工作，我想全世界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能信任联合国系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美国自然资源与保护委员会专家杰克 ·施密特认为。 CFP图
作者：冯迪凡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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