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20多年，四川新津县的老县委书记钟光林对那晚的事仍记忆犹新。
当时是1989年。新津是全省面积最小的县，但当地人头脑灵活，善于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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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晚来找钟光林时，他们惴惴不安。几兄弟说出来意：要把自己上千万的企业“希望饲料公司”捐给政府。
他们的措辞特别谨慎：厂子自愿无偿捐献，只是自己经营了那么多年，感情上舍不得，能不能让我们留下来打工，当个厂长，领一份工资？
钟光林问，好好的厂子，捐掉做什么呢？
刘永好弟兄们说：“书记啊，我们是知识分子，应该算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吧？但现在我们连自己到底是啥子人都不晓得了。”
让刘永好搞不懂的关键问题，就是他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当时，希望饲料公司已成立数年，在省内外颇有影响，连孩子都跟着电视广告学：“我的猪长得肥，是吃了希望牌饲料……”
靠着质量好、价格低，刘永好正在向跨国集团正大公司发起挑战。后者当时是中国饲料行业的龙头老大。
正在踌躇满志，他突然发现“风向”变了，关于姓“社”和姓“资”的争论激烈起来。
“这之前，我是"优秀专业户"、"科技下乡典范"、"致富榜样"，有很多荣誉。但突然间，过去经常来视察的各级领导一个都不来了。”
局面愈发艰难，采购、运输、销售很多环节都受阻。刘永好要买原料，铁路不给运。
竞争对手闻风而动，开始告刘永好“投机倒把”—由于当时实行严格的票证制度，刘永好根本搞不到足够的饲料票，就不停用鹌鹑蛋和鸡蛋找农民换。有关部门专门警告了他。
在那时，“投机倒把”是一个足以判刑的罪名。
“当时刘家几兄弟吓得连门都不敢出。”钟光林回忆说。
许多个不眠之夜，刘家兄弟们聚在一起，商量出路。他们最后决定把企业交公。
刘永好说：“我当时就想，要是把企业交了，还能争取当一个"开明人士"。”
如果这次企业真的交了，那将会是刘永好第二次倒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上。
第一次发生在1979年。他谋划了一笔“大生意”：和生产队合作做音响，生产队出厂房、资金，自己出技术。
在“下海”一事上，他堪称早起的鸟儿。
听说能赚钱，生产队长很高兴。眼看要投产了，但队长转念一想，觉得事情复杂，要报告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说这事可不得了，要报告公社。
刘永好用板车拉着样品去找公社书记。很多小孩跟在后面看稀奇。
书记听他介绍完，停了有一分钟，突然反应过来：私人跟生产队合作？绝对不准！你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刘永好恍然大悟，他确实是早起的鸟儿，只不过起得太早了一点。
“要是当时让我搞成了，也许后来可能就不是李东升，不是TCL、长虹了，是"新希望电子"了。”
历史并没有重演，那一晚，面对刘永好弟兄交出厂子的想法，县委书记钟光林没答应。
“我当时说，把厂子交给我做啥子？按照国营那种搞法，搞不好半年就死掉！你自己搞嘛，我支持你！”
钟光林说，他当时就不相信改革开放错了，不相信国家会走回头路。
刘永好点点头回家了，决定咬牙挺下去。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
消息传到成都平原。刘永好找到一篇文章，猛读起来。文章的题目是《东方风来满眼春》。
他至今能背诵文章里邓小平的话：“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当时读了好多遍。”他静静地说。
终于，他确定自己真的不用做“开明人士”了。
从此，一切变化，像解冻的江河。
“姓社姓资”的争论消停了，改革的列车隆隆向前。希望品牌开始滚雪球般膨胀。
1993年，希望集团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
1995年，希望集团被国家工商局评为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第一名。
1996年，刘永好参与创立中国民生银行，成为大陆第一家民资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无数“第一”接踵而来。刘永好越来越撒欢：深耕农牧，进军化工，试水金融，海外收购……
到2012年，新希望集团在15个国家建了554家公司。他还计划着要在5年时间里将海外投资的占比由3%提高到30%，甚至希望“最好逐步达到近50%”。对于这个设想，他觉得并非“狂妄”：“中国人多地少，粮食价格比国际高，进口不断增加，我们要把工厂设到国外去，在发达国家买技术买品牌，在资源好的地方买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建工厂，为中国市场服务。这就是我们的转型。”他说。
规模玩大之后，他开始玩创新，成立了民生电商，挺进最时尚的互联网金融，还谋划着农牧业的“全产业链模式”，打算包下中国千百万新兴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的市场和资金。
刘永好说，自己的心得是“比时代快半步”。
有网络评论说：
“刘永好代表了中国民间无限的活力和创造力。”
“头脑、胆量、眼光，他们都不缺，最缺的往往就是时代给他们的这半步空间。”
作者：王晓磊 侯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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