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于2013年12月21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办。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新经济 新变革 新时代”，论坛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新政，研判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前瞻未来中国改革图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会上表示，营改增之后税收的主导权在中央了，于是地方就没有投资的冲动了。因此，营改增是一个从根本上弱化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措施。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扬：三中全会像张梅颖教授刚刚说的，写的非常有震撼力，它不慢不支，直逼主题，而且说的很多原则都让人很振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因为这个决定是一个至少要管到2020年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所以很多问题写的很原则，有一些细节还有待探讨。但是，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这样一些原则，这样一些规律在我们三中全会中又显得非常的坚定，我想我们真正的理解，落实三中全会的决定，应该也特别深的体会后面的原则，以及各个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三中全会的决定，它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面当然一句是我们熟悉的话，一句是我们不太熟悉的话，但是我想指出的就是这个背后是一篇大到的文章。目标就是到2020年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就位，也就是要定型了，我们一直处在改革过程当中，虽然改制无止境，但是我们这个制度总有一个我们需要把它的各个方面，基本特征逻辑关系，系统的、稳定的说清楚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这是到2020年基本定型。这套制度中，显然经济是核心，而经济改革的核心，它的目标就是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展开。而使得要落实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感到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决定中把这一点作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这样整个三中全会这么多条，三百零几条，60条等等，它的一个逻辑线索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概括。
那么，我们的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就是沿着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展开的。我们先看金融改革，这次金融改革和过去不同，没有沿着产品的机构、市场、工具、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国际协调，没有沿着这样的路子展开，而是直逼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配置资源。我们知道关于金融改革，大家可以说非常多，但是因为说多了，因为金融丰富多彩，所以人们常常会忘掉金融是干什么的。这次危机其实是用一个极端的形式来展示了金融可以感什么坏事。所以，我们下次改革就是要回归金融的本源，它是保资源配置。从这样一个基点出发，我们在设计第一步金融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经过35年不间断的金融改革，我们现在还有那样一些问题没有解决，还有那样一些问题存在，使得我们金融很难发挥有效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概括一下，大概有这么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们改革进行了这么久，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好几个世界最大的银行，我们的中央银行也是世界最大的。但是，我们整个这些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围绕着，并行的基础是不可靠的。也就是我们的利率，我们的汇率，我们的无风险债券的收益率曲线现在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被管制的。大家知道我们说市场，市场要提供信号，而这个信号是不准确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缺陷。为下一步，改革利率，改革汇率，收益率曲线当然提供一个基础。我们经过30多年的金融改革，动员储蓄的能力是相当长的，中国从1994年开始就是一个资金不短缺的国家。但是，我们有的是短期资金，缺的是长期资金，而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长期资金，因为我们要城镇化要推展，所有这样的一些推展要投资，投资需要长期资金，而恰恰我们缺长期资金，更重要我们在长期资金当中缺股权性资金。这就使得我们借短用长，而且会使我们很多的长期投资项目负债率过高。所以，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增加长期资金的公益，特别是增加股权性资金公益，这是一个议题。第三、我们经过30几年的改革有很多机构和个人是获得了良好的，甚至是过渡的金融服务。但是，广大的居民，尤其是草根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金融服务，甚至根本就没有金融服务。所以，金融服务作为天赋人权，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落实。第四个缺陷就是我们市场已经大大发展了，但是市场的风险也不断的暴露，然而处理风险的机制依然不完善，我们不能说市场运行出问题靠政府，这不公平。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市场化的管理风险的机制，这个机制现在也还是不完善的。第五、我们已经对外开放，要建立一个开放型的国家，GDP，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都还有重重的障碍，这使得中资是阻碍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需要破除。第六、监管制度已经基本就位，但是就每一个监管领域来说，都还有待现代化，特别是就整个监管的协调而言，我们还有待建立一个组织的协调系统，让他们发挥正能量。
总之，我们这样看了一下，就发现我们下一步改革不能够那么笼统的看，而必须集中解决这样六个问题。那么，在三中全会中关于金融改革的论述就是这样展开的。我们先看基准问题，涉及到基准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利率市场化，这不用说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利率市场化绝不仅仅意味着放开，而是要有三个要点。第一、要市场决定利率。第二、在市场利率体系之间要能够顺畅的传导。第三、中央银行要有市场化的调控能力。所以，要实现这样几个目标，也并不特别容易。第二个基准就是国债收益率曲线，大家知道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无风险的收益率基准，有这样一个基准，我们所有的金融活动，我们所有金融中的价格、利率、收益率、费率才能够确定，这样的收益率曲线我们目前有，但是不完善，下一步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完善。在这里，其实有几个方面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要基于国债市场建立收益率曲线，但是我们现在国债市场是一个中期市场，没有短期国债，也没有长期国债，所以，这样一个由短而长的这样一个收益率曲线只有中间这一段，所以我们需要进入发展市场。第三个基准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竞争机制，这里面包括我们要发展外汇市场，要增加外汇市场的参与者，要有序的扩大人民币汇率的互动空间，同时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央行减少常态式的市场干预。第四个方面是要加强金融的基础设施监管，金融大家比较忙于看机构，市场工具，即使金融的基础，金融最不可替代的东西是它的一套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结算制度，以及与这些制度相适应的一套法规，这套法规在我们国家现在有，但是极不完善。第五个基准就是要发展普惠金融，让广大百姓实现金融服务，实现他的天赋人权。当然，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互联网金融都很重要，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要破除我们行之60几年的一个禁令，就是禁止非金融机构之间发生信用关系。这是在我们建国初期用一纸命令就决定了，所有的信用集中到国家，国家交给那几个银行，其他人做乱集资，于是各级政府都有打击乱集资办公室。那么，要想发展普惠金融，这个事情就必须取消。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要解决长期性股权性的资本公用不足的问题。我刚刚讲到它的重要性，从负面上来说，现在我们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可能不久购汇公布一个大家很吃惊的数字，那是因为你的正规体系中没有城镇化的资金，没有长期资金，没有补贴资金，它于是就要用平台来融资。我们现在商业银行的风险之一就是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接近60%，这在任何国家都已经很危险的信号，那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正规的长期资金和股权性资金的公益，所以必须要改变。改变的方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不能还是沿着主板、小板，创业板那个思路走。第二、给区域性资本市场证明，三中全会决定给出了证明。第二、进一步推行股票发行的注册制改革，这个证监会已经开始改革了。第三、要规范发展债券市场，其中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两条，一条就是要发行市证债权。第二、大力推行资产的证券化。第三、发展完善各类长期信用机构。关于长期信用机构，这样一个大方略下有三件新事情，两个强调的事情。第一件新事情叫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的金融机构，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研究建立住房政策性金融机构，我们现在也缺。第二、要完善城镇化建设融资机制，不能让融资平台再继续做下去。第三、要在沿边开发地区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这三类都是我们过去没有的。
那么，再次强调的，或者说对过去处理不当的事情，我们现在给它要正确的处理，一是政策与金融的问题，我们确认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金融是不可或缺的，在有些阶段是需要加强的。第二、我们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我们创业投资的问题是一个市场问题，不是一个科技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放在金融市场中来讲，跟过去我们讲这个东西都说科技，现在把这个问题放在金融市场的建设这个框架中来讲，这也是不太一样的。第三个方面是要建立市场化的风险管理机制，重要的是两条，一条就是完善商业的保险制度。保险中国这几年发展的很快，但是相当程度上不务正业，它的正业是什么呢？它的正业是经济补偿，不是金融，不是完善它的社会功能，它首先要做好出事了，你能补偿。所以，这次改革对这两个也非常强调，完善保险的风险补偿机制，这都是为了实现市场化风险管理的一。第二、建立存款保险管理制度。第四大类就是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个已经探讨很久了，是给予进一步的确认，并且再进一步的加大力度推进的问题。最后，在金融方面需要完善金融监管，我们要提高监管水平，要加强监管协调，特别是要加强给跨市场的金融创新的监管，同时要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最后要完善市场化推动机制，我想金融方面是不是是这样一个逻辑。
那么，财政改革我觉得主要要抓住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关于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我们需要认识清楚，反过来说，我们国家过去财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没有放上去，美国的财政部长跟我们谈，我们必须拿几个副总理带几个部长跟他对应，可见我们财政部的位置上没放对点，这次三中全会讲的很清楚，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制度，没有说金融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等等。通过这次危机大家很清楚，王岐山当副总理的时候说过了，危机告诉我们，所有的金融问题都是财政问题。所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在认识到这个的基础说，财政改革沿着三个方向在展开。第一个方向预算，大家注意，我们过去的预算就是收支平稳，收入支出平衡和管理，而且我们重在收入，重在收支平衡，甚至所谓以收定支，这个都很多。像刚刚厉以宁教授说的，这些理念都是30年代的理念，新理念不是这样，理念首先要说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你该做什么，就是先定你的事，然后你为了完成这个事需要多少钱，进一步这个钱用什么税，用什么费来筹集。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在这次三中全会中理顺了。
所以，我们要由支出出发，突出政府功能，重视预算的调控效益。我们要从支出出发，要以前财政作报告，今年超过一万亿，底下拍手，为什么要多争这么多钱，争那么多钱是不是横征暴敛，你该做什么事？你做什么事没有说清楚，你所有收入的行为都是可以置疑的。所以，在这次改革首先说到我们改革的重点是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支出预算，所谓政策就是你的所有的行为，无论是收还是支都有政策效应，你必须考虑它对微观主体和市场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收入预算就会从约束性转为预期性，过去我们收入可是硬约束，到时候完不成收过头税它都要收，这种情况对市场经济是最大的一种危害。所以，我们通过预算改革要消除这个危害的根源。
那么，既然是从支的角度出发，有很多支就会跨难题，修三峡，三纵两横的交通要道都是跨年度的，所以支出预算上我们必须有跨年度的，而且我们不应当有对赤字的约束。在预算改革方面，比如有完善发行制度，迄今为止我们政府预算是收支制，重新编我们政府的预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权责发生制是怎么回事。所以，这就有编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在编国家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上你才知道国家欠了什么，有没有风险，如果有了风险，如何处置？这算是比较落后的一种管理制度需要改变。
第二个方向是税，税确定了一些原则，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宏观税负基本稳定，培育地方主题税种、降低税收成本，依法治税。这些税本身自己的事情比较容易了解，我们需要了解这样一些税制的变化如何体现我们刚刚说的那样一些原则。我现在知道营改增，我看到一些媒体还有学者的解释是减税，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中央和地方分享的税。所以，营改增之后，它税收的主导权在中央了，不在地方的。于是地方就没有投资的冲动了。因此，营改增是一个从根本上弱化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措施，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再进一步的挖掘。最后是财政体制，所谓财政体制就是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里面我们想强调的是这样几个。
第一、原则，四个原则，受益范围原则，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对称性原则，发挥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原则，湿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的责任。这对中央事权给了明确的的规定，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都说宏观调控，有多少恶性，在这次还是给个建议。一、保持经济总量平衡，这是宏观调控，二、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三是减轻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四是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五是稳定市场预期。只有这五项内容是宏观调控，否则都不是宏观调控，这个划定清楚了。当然，共同的事权由部分的社会保障和跨区域重大项目的建设维护等等，这中间有很多部署，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地方事权是所谓区域性公共服务，这次也对地方该干什么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四件事，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没有投资，没有生产，所以，这次这套框架很到位，当然因为它到位，因为它和我们现行的制度差距非常之大，所以改革推进起来是难度很大的。那么，在确定事权的基础上，有税种的划分问题，原则就是那样一些周期波动大的税怎么样拿，容易转价的税怎么样拿，地方税受益比较明显，区域性，然后对宏观调控影响不太大。
到现在我们想三中全会是一个原则，是管到2020年的原则，对这样一些细节不可能非常具体的描绘，但是原则非常清楚，我作为一个经济研究者，我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首位一致的一套经济学框架，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经济学研究者的任务才更加繁重，我们实践者的任务才更加繁重。我相信大家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定能力建设完备，我们国家的治理能力一定能够提高，谢谢各位！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