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胡家源 不出所料，限牌令又来了，这项发端于上海的公共政策，经北京、贵阳、广州一路演练，来到了天津。据媒体报道，12月16日天津实施摇号与竞价结合的限牌措施前夜，疯狂购车再度上演，激烈程度不亚于三年前的北京、一年前的广州，受其影响，深圳、武汉、大连等一二线城市也蠢蠢欲动，风潮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限不限牌，孰利孰弊已毋庸赘言。堵城坐困，雾霾深锁，地方管理者再怎么样都有理由强推新政，大多数普通民众即使被“误伤”而诸多抱怨，也不会完全无视其初衷的合理一面。他们指责之所在，乃是一项公共政策在细节处的粗枝大叶，在目标端的冰冷无情。他们之所以指责，只不过想要一份有尊严的出行，不管是开车、坐地铁，还是乘公交、骑自行车，仅此而已。
这个简单的要求，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们做到了吗？看看交通管制频繁的路口，那些亮起一排尾灯静候放行的私家车；看看高峰期的地铁车厢里，那些被挤成“相片”的白领们；看看远郊小区零星的公交站台上，那些数百米长龙的等车居民；再看看城市主干道旁边本已辟出、但被各种障碍物肢解至残断的自行车道，人们会发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之下，哪怕仅仅做到让人有尊严地出行，都是那么难。
无怪乎有人感叹，与其骑自行车绿色出行呼吸废气，时常被挤进机动车道遭遇险情，还不如坐地铁、乘公交被挤成相片；同理，也会有人感叹，与其汗流浃背、拼死拼活地挤公交地铁，冒着被小偷盯上、被无赖欺负的风险，还不如堵在私家车里看星星。城市出行的种种不如意，当然很容易被归咎于外来人的素质、本地底层人群的素质，乃至整个国民的素质，以至于一个城市可以轻易依户籍限车牌、按财力拍车牌，甚至动议地铁公交提价。但除了这些，城市管理者们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如果以往我们的城市发展走了弯路，沿着一个中心摊大饼，已经造成了恶果，能不能换个思路发展多中心，把行政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以及就业资源分散到郊区，从而根本上改变城市出行候鸟般的路线？似乎很难，因为各种利益纠葛掣肘。北京市政府搬迁到通州区已动议多年，至今已无下文，便是一例。
即便城市发展路径已成定式，至少可以在未来的开发中，选择交通设施优先、公共交通先行，适时启动潮汐车道和智能交通建设，以期至少减轻潜在的交通压力。但这需要大笔真金白银的投入，在城市公用事业尚未向民间完全开放之际，钱是需要政府来筹的，眼下各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和公交系统都在常年亏损，都在依赖财政补贴，何谈收益？这是资金的障碍，其实更是体制的障碍。
看来，实现民众有尊严的出行，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管理问题，而是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更是城市建设主体的资格问题，说到底，都是改革的问题。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正在讨论的问题：一个城市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让人的生活更美好。当下，这些大城市都没有做好，如何去规范、去要求即将涌现出的千千万万个中小城市—也许是未来的大城市，做到最好呢？改变，应该从大城市开始，所有人都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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