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生：城镇化的驱动力不应是政府(图)

　　本报记者 王营 北京报道

　　尽管城镇化已经被提及多年，但真正上升到改革中心战略层面，则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公布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21世纪传媒会议周“2013中国新型城镇化案例研讨暨中国幸福社区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生发表主题演讲称，在中央大力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当前应当对过去城镇化发展思路、视角和体制进行反思。

　　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各个地方之所以出现很多“造城”运动，就是因为城镇化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

　　把政府的位置摆正

　　张永生认为，要想发展新型城镇化，需要把政府的位置摆正，城镇化背后的驱动力不是政府，而是市场。目前国内出现的造城运动，反映出当前城镇化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思维，而这都是政府力量过于强大的结果。

　　张永生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了为什么会有城市。“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交易效率"，另外一个是"公共产品"。可以想像，如果汽车的生产分布在各个乡村里，汽车产业是没法发展起来的，但当大家集中在一块交易，就可以进行高效率的分工，生产力会提高，经济也会增长。所以，城镇化、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它们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我们不能够抛开经济增长来谈城镇化。公共产品对城镇化也很重要，如果类似于基础设施、信息都可以充分共享，使用效率就非常大。”

　　通过上述阐述，张永生认为，对城市产生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市场，而政府的角色是履行责任。“但不幸的是在中国不是这种情况，为什么？这要追溯到计划经济年代所采取的一些发展战略。因此，政府要改变过去错位和越位的做法。我们在全世界很少看到有市场经济作用发挥很好的地方。一个好政府，政府一定是非常有效的，强有力的政府，但不是像现在的政府一样过以行政干预的，另外是改变政府的行为模式”。

　　张永生认为，鉴于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些非常实质性的改革内容。其中对城镇化影响最大的财税制度改革也被提及。“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实质性的突破，当前的政府就是因为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很多支出没有相应财力的保障，所以政府要利用权力向市场寻租。”

　　“其次，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是改革预算制度。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制度，以前政府卖地，得到这些收入和当年的支出是挂钩的，现在收入和支出不挂钩，你卖多少地不意味着这些收入都能够支配使用。所以，预算制度改革会对政府建立起一个非常强硬的约束。”

　　“另外，地方政府今后的考核机制也会发生变化。以前"GDP锦标赛"使得各个地方政府成为发展的主体，现在考核指标变了，GDP将不再是那么重要的指标，司法和反腐机制都有很大的动作。”

　　“最后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是破解土地财政困局。改革方向将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给农民赋权。以前政府要从农民手里拿地可能相对容易，但现在不一样了，你很难从农民手里拿地；第二，由于农村建设用地入市，政府拿到地之后想去操控价格难度也在加大；第三，以前政府卖地高收入想用在花费、支出上，但由于预算制度改革，政府再想像以前那样花费就很难。”

　　农村凋敝的现状将有所改变

　　张永生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背景下，农村的现状将有很大程度的改变。

　　他表示，计划经济所遗留的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导致市场无法有效地参与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改革中。这不仅导致农村的土地交易市场没有形成良好的市场，而且城市的资本也很难流向农村。比如，城市市民如果想在农村买一块地，办一个农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仅是一个输出对象，输出劳动力和资本，最终导致现在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外一方面是农村的凋敝。

　　因此，张永生认为，接下来，中央政府将通过土地改革打通农村和城市之间土地要素市场。城乡壁垒一旦被打通，城市的资本和人才可以和农村之间实行双向流动，农村的活力也会焕发出来，就不会像现在，整个农村都是沉睡中。

　　“接下来就是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改革，这些都是为了促进人口的自由迁徙和双向流动。总体而言，《决定》会破除城乡壁垒，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为政府权力套上"缰绳"，最终使得市场活力得到释放。”张永生认为，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取决于《决定》能不能得到有效彻底的执行。（编辑 蓝洁 周凌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