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东/文
关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场馆即东京新国立竞技场方案将进行修改一事，我还是不久前从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口中得知。而有趣的是，藤本亦是使得原有方案发生改变的众多日本建筑师中的一员。
整件事情开始于一年多前。东京为竞选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于2012年11月举办了新国立竞技场的国际设计大赛，由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出任评审主席。大赛最终宣布，英国公司ZahaHadid Architects击败了多个日本设计事务所竞标成功。ZahaHadid的设计手法相对夸张，与日本常见的建筑形式有着明显的不同，日语里面讲作“异质”。这一结果虽令很多人颇感意外，但在当时并未引起特别大的反对声音。
事件的转折出现在2013年9月。
东京成功获得了奥运会主办权，就在人们为此欢欣鼓舞之余，奥运主场馆的设计再次受到了关注。
在随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建筑师迅速将对场馆设计方案的质疑由言谈转化为了行动：由日本建筑界泰斗槙文彥发起，并号召一众优秀建筑师联名反对一年前中标的新国立竞技场设计方案。这一举动不仅令建筑界哗然，同时也撼动了东京奥组委先前对于场馆规模的判断，联名行动近两个月之后，决定修改原有方案的说法已不绝于耳。
很快，官方亦给出消息，正式宣布削减新国立竞技场的规模。
就在刚刚宣布Zaha的方案中标的时候，我曾问过安藤忠雄，评审组选择这个方案的理由是什么？当时安藤老师说道：“奥运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盛会，正因如此，能有个如此不一样的建筑让大家来娱乐一下也未尝不可。”
也许中国已有太多“娱乐性”建筑，但对于建筑形式偏于内敛的东京，安藤选择Zaha的方案也的确有他的道理与远见。
然而另一方，槙文彥反对的原因在如藤本壮介等一批建筑师看来也不无道理。他认为在市中心修建如此巨大（8万座席）的体育馆势必要牺牲很多绿化，并且建筑形式与周边环境缺乏协调性。
场馆体量原本就非建筑师所定，组委会亦在随后的调整中修正了占地面积；但同时并未针对协调性的质疑进行修改—建筑的原有设计概念基本保留了。我颇为认同这一做法，因为与周边协调的问题其实难评对错：相似虽是和，对立有时也成谐。
不论新国立竞技场最终形态如何，单就建筑师联名之力能够改变组委会决定这一点来说，在国内公共建筑越来越被人们关注与讨论的今天，就有很多地方值得业界学习。
首先，联名成功得益于以槙文彥做事的计划性与方法性。日本建筑界数十年来仅有5人获得过建筑设计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槙文彥便是其中之一。毕业于哈佛的槙文彥俨然日本建筑界的贵族，内心高傲并始终与人保持适当距离。然而在联名一事中他却亲力亲为且行之有效。我从参与联名的建筑师那里了解到，槙文彥首先是给各个建筑事务所发去传真，并进行电话确认是否收到传真，是否已了解事情始末；继而数日之后再次电话确认建筑师对此事的态度，赞成还是否定。
反观国内类似重要公共建筑一旦出现争议，反对者或在网上牢骚一般的发表个人观点，或向媒体放炮继而不了了之，却未曾真正去考虑怎样做才能影响结果。
另一方面，参与联名的日本建筑师始终将这件事看作是业内技术层面的讨论，而不是面对安藤忠雄与槙文彥，作为后辈该如何站队的问题。我在与藤本聊及此话题时，他就直接表示：“我认为槙文彥说的有道理，所以加入联名，此外并未多想。”同时，我也不认为安藤会记恨那些在此事中持反对意见的人。
然而这一点在国内实现起来却较为困难。国内建筑界的“圈子”化较为严重，往往一个大项目七八个建筑师共同参与，平日里都在相互扶持，到表明立场的时候有所顾虑也是自然的。
（本文作者马卫东为文筑国际创始人，出版人，著名建筑评论家）（编辑 董明洁 李二民 王瑾）
作者：马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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