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13年最后几个月发布的政策令人应接不暇。从2013年11月初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到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新措施来解决未来几年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但从整体看，政策不连贯的风险却越发明显。例如三中全会的各项提案都有一个战略重点—推进结构调整以刺激消费。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任务在体现了这些改革精神的同时，也提出其战术重点：维持稳步增长。考虑到战略与战术之间可能出现的取舍问题—长期改革和短期增长之间的权衡—中国决策者能真正实现他们的目标吗？
当然，这种取舍在大多数经济体中长期存在。而中国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在规划其经济发展道路时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对战略目标予以更多强调。
尽管如此，三中全会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政策上的新冲突再次引发取舍问题。以消费者和服务主导的经济结构修正方案最早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又在三中全会中得到进一步强调，这意味着GDP增速将比1980年－2010年平均10%的年增长率有所放缓。
然而，增长放缓并非坏事。中国服务业每单位产出所吸纳的就业人员比制造业和建筑业高30%，这意味着一个逐渐转向服务主导型的中国，将在年增长7%－8%的情况下完成劳动力吸收目标，即快速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
对中国来说，再平衡和经济增长放缓是并驾齐驱的，这还会带来一些利好：密集型资源需求下降、能源消耗增长放缓、环境治污和解决收入失衡方面取得进展。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在这一战略背景下考虑增长放缓的问题，而是把相当大的权重放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之上。
自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以来，投资者一直都在讨论2014年的增长目标，答案将在2014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揭晓。但若着眼于实现短期增长目标，并为此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实施微调，将削弱如今经济结构再平衡所需的战略转型。
事实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14年六大经济任务中的大部分内容，与中国战略调整的迫切需要几乎无关。虽然值得称道，但它们似乎与旨在促进消费的结构性重组发生了脱节。而六大经济任务仅有两个与三中全会的战略议程吻合。加强社会保障的呼吁，与三中全会建议国有企业将利润的30%投入到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等社会安全网计划的要求一致。同样，强调市场在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和消除产能过剩上的“决定性”作用也符合三中全会提出的实现向市场为基础的消费社会转型的目标。
但这一切不过是陈旧的“厨房水槽”式中国经济决策的另一个例子—水槽里充斥着无数彼此脱节的建议、计划、目标，而且往往被内部的不协调所困扰。中国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方法，而这需要中国的经济政策框架发生三大关键变化。
首先，中国政府需要对其政策目标的优先级进行排序或排名，使其更加明确。在多个平台上设置不同的议程是解决困惑和潜在冲突的良药。
第二，经济增长目标应该淡化。这样的目标有点像计划经济的遗留，与政策制定者最新强调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背道而驰。
最后，要把稳定目标与战略任务区别开。前者应由主要负责金融货币政策的独立中央银行来处理，战略方针则应由在三中全会上建立的新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来负责。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传统上强调长期战略，这使他们在过去摆脱了经济发展之路中不可避免的波折。但如今，由于当局为了维持中国的快速增长而启动了新的进程，因此，他们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在自己的政策议程内部实现更大的连贯性。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员、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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