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相关经济数据，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6.88万亿元，同比增长7.7%，完成了年初设定的7.5%的目标。
关于GDP增长，过去一年议论最多，也最为平实理性。中央层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扭转传统的政绩考核，将集约、科学、绿色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
从舆论场到普罗大众，更对各级政府追捧GDP增长的政绩观深恶痛疾，因为人们看到了GDP高速增长带来的负效应，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雾霾天气，让人不堪其扰，更有GDP高速增长带来的宏观经济隐忧。
可以说，以GDP为核心的发展，并未带来发展质量的优化和民生幸福感的提升，反而滋生了结构性的经济社会矛盾。
现在的中国人，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强国不再狂喜；对于超美成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也不感冒。常识是，中国GDP即使超越美国，有13多亿人作为分母，平均的结果也将把中国拉回到发展中国家的阵营。
2013年GDP同比增长7.7%，完成年初设定的7.5%的目标，符合上下期待，也契合中国宏观经济的现实，是内外两个市场的客观体现。任何一个经济体，基础薄弱时的发展速度自然要高，但不能一直高下去，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美国如此，日本亦然，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已经经历了令世界惊奇的长期的两位数高增长，中国GDP和货物贸易总量已经达到了全球数一数二的高位，即使没有全球经济危机和国内市场发展瓶颈的制约，也面临着发展速度的调整和发展模式的转型。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成就了中国第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中国改革推进到深入阶段，并使中国迈入中高速发展阶段。前一阶段是中国经济量的积累，这一阶段则是质量并举，是政治、物质、政治、社会、生态五大文明的全面发展。前一个发展阶段，侧重宏观国富；这一阶段着重于微观民生。
2013年GDP长7.7%，创1995年以来最低增速。从这两个时间点纵向相比，中国经济似乎有些悲观；如果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动调整，和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纵向相比，7.7%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一枝独秀。
以往中国经济增长靠的是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大规模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显而易见，但后遗症也在彰显。政府负债高，环境污染重，资源能源浪费多等现实难题已然显现。靠大规模投资不可能，劳动力成本提升后的外资也不可持续，中国经济面临着消化债务、环境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命题。放低经济发展速度，转变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是执政思维的升华。让GDP增幅维持在理性健康的水平，是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性矛盾的必然选择，也契合了民意期待。须知，GDP增幅是从上至下层层加码的，缓释基层政府的GDP增长压力，才能让地方政府的政绩逻辑，转向唯实求真的执政之路。
以新型城镇化激活中国社会的消费活力，以深化改革理顺土地关系，以公平正义消弭两极分化，消化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矛盾，释放更具内涵的内需市场活力，维持中国经济更均衡持久的质量增长，是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这一轮的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外贸引擎乏力看，外部市场的风险极大，而且掺杂着大国博弈的政治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下，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的中国当然不能“废掉”外贸引擎。但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应该最大限度地激活内需市场。
中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时代，是拐点也是挑战。突破这一拐点，中国就能走出困境，成就不同于美欧日的中国现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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