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财与兵
刘刚
从上海开始
中国近代工业是由曾国藩开山，李鸿章来做“局”的。
从1862年开始，李鸿章一共做了多少个“局”？你要不去数一数，还真是说不清楚。他做“局”，先从上海开始，做了个洋炮局，接着在苏州，还是个洋炮局。他那时，已知道洋炮厉害，要造了洋炮来攻打太平天国，而造炮，先要做个炮“局”。
不久，他就发现，造炮不算什么，关键在于机器，最要紧的，还不是造炮的机器，而是制造机器的机器，这是容闳告诉他的，他转告恭亲王：欲学外国利器，莫如寻觅制器之器。为此，他买下上海虹口一家美国商人的旗记铁厂，筹建江南制造总局，朝廷允诺拨江海关名下的二成洋税为该局常年经费，生产枪炮、弹药、军舰，后来还炼钢，以此拉开了中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建立了近代国防工业体系。
当时，他有一个心结，从军事上来看，将国防工业体系放在沿海一带并不安全，应该往内地迁，但从经济上来看，沿海一带交通方便，除了成本上比较划算，还因其处于近代工业化的前沿，能跟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他想来想去，最后还是经济观点领先，提心吊胆，也没往内地迁。
不过，他在署理两江总督任内，还是将苏州洋炮局迁到了金陵，厂址就在南门外雨花台扫帚巷，改名为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地名改了，厂名也改了，将“炮局”改为“机器局”，说明他对“制器之器”的重视，经此一改，他的眼光也就从军事转向工业，开始以工业为主导了。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有一观点，他说，城市缘起于贸易，两地、乃至于两国之间的贸易，都是水运最为便宜。所以，城市兴起，要么靠近河流，要么就在出海口。他算过一本账，在比较了陆运和水运的成本以后，得出一个结论：假如世界上只有陆运，那么从伦敦到加尔各答的贸易就无法进行，因为没人能经常承担陆运高昂的成本，而有了海运，贸易就可以在这两地之间顺利进行。
海运使贸易全球化，别说从伦敦到加尔各答，就是从伦敦到上海，贸易照样开展起来。五口通商以后，为什么是上海而非宁波取代了广州？就因为整个中国都要出海，而长江，就是中国出海的大动脉，上海则在长江的出海口上。以沿海口岸论，上海、宁波、广州三地皆优，若要拉动整个中国，还得上海。
沿水运布局
上海古已有之，但并非有名的口岸，原本是个小渔村。吴淞江源出于太湖，东流入海，有一条支流叫“上海浦”。
为什么叫做“上海”？因那支流由南而北，北“上”入吴淞江，经由吴淞江出海，所以，叫“上海”。还有一支流，由北而南，南“下”入吴淞江出海，故名“下海”。
上海下海，始于宋代，宋代治水，沿吴淞江两岸，约五里许，凿一入江水道—“浦”，一江开浦十八条，上海浦在南岸，南宋时，已成商埠，下海浦在北岸，还是渔村。明初，下游淤积，流域水患，只好引水分流，一从浏河入长江，一改道黃浦，疏浚后，反而由支流升为主流，夺吴淞口入长江，史称“黃浦夺淞”，“下海”因之萎缩，“上海”兴起。宋时，尚以吴淞江为主流，将流域划分为“上海”和“下海”。明以后，就“剪取吴淞半江水”，改以黄浦江来分浦东与浦西了。
水主财，要靠水运，“上海”因黄浦江水运而兴，“下海”由吴淞江水枯而衰，以至于连地名都不存在，不光“下海”的地名消失了，就连吴淞江在上海一段的名字也改了。
上海开埠以后，有英国商人沿吴淞江溯流而上到了苏州，就把吴淞江叫做“苏州河”了。1848 年，英领事与上海道台订立扩大租界协议，便将吴凇江正式更名为“苏州河”。
正名，定名分，本来是中国圣人的事业，属于行政区划的地名，得有当今“圣上”恩准才行，可英夷不管这一套，找个缘由，就将地名改了，这岂非“以夷变夏”？英夷要改，那就让他改好了，上海人也跟着起哄，真的就将吴淞江叫做“苏州河”了，没人跟英夷较真，可见当时王权势微。
李鸿章来到上海时，吴淞江已改称“苏州河”了，他也没来拨乱反正，而是在松江—吴淞江入黄浦处，做了个洋炮局，便随波逐流，带着他的炮局，从苏州河到苏州去了。
松江是地名，如果以水名，则加三点水，称“淞”江，因其源流从吴地来，故称吴淞江。李鸿章据此，扼苏、沪，控江南，没反对“以夷变夏”，反而以夷为师，发起洋务运动。
运动始于李鸿章收购美商旗记铁厂，并以此厂开办江南制造总局。美商旗记铁厂，原址在虹口，虹口一名，源自河口，由吴淞江与黄浦江之变迁而来。宋时，是上海浦入吴淞江入口。元以后，上海浦河道被黄浦替代，故其入吴淞江口改称为黄浦口。明代，海瑞疏浚吴淞江，又以黄浦作为太湖泄洪主河道，吴淞江遂为黄浦江支流，而原上海浦入吴淞江故道河口附近的河道仍保留，改称为“沙洪”，上海浦流入黄浦的河口则称为“洪口”。清中叶以后，“沙洪”上修建了一座跨河拱桥，以其形似彩虹，被人称为“虹桥”，此后，“洪口”被“虹口”替代，沿用至今。
其时，虹口被划为美租界，李鸿章在此做局，美侨本来就反对，不幸，又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他只好迁局，迁到华界去。况其本意原不在此，一旦条件具备，他就要走的。
以军工立命
他早就看好了一块地，在黄浦江的上游—浦西。那里有一座庙，叫高昌庙，他将虹局迁往高昌庙地区。
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将虹局迁到华界新区去呢？此中隐情，于醒民在《上海机器制造局若干史实考略》一文中有所揭示。于文指出，李鸿章办虹局，有抗旨的嫌疑，因为朝廷在虹局开办前，就已下谕李鸿章调人、机北上，于天津开办机器局，李并未遵旨，反而加快了开办虹局的步伐，将虹局从生米煮成了熟饭，再来奏请。他还请了他的老师曾国藩出马，会衔《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两人一说，便将此事搞定。此折，还附有《唐国华赎罪片》，这位“唐国华”，便是虹局开办的贵人。
那时，唐在海关任通译，有人告他敲诈勒索，被丁日昌关押起来。恰好李鸿章派丁办虹局，便请唐来帮忙，唐欲赎罪，愿捐银买下铁厂。铁厂索银10万两，唐以4万成交，加上其他生产资料2万两，共计6万两，故李鸿章附片为其开脱：“因华商每遇洋船装货，所议合同及水脚总单并洋行保险凭证，均系洋字，华商往往不能辨认，嘱托唐国华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续因翻译较多，并因到关纳税应给税单妥速，遂各相沿送银酬谢。”照此说法，报酬属于工作酬劳，并非所谓“勒索”。
至于李的那篇奏折，于醒民发现，奏折内容多处不实，如：洋匠科而“技艺甚属周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可半年后，科而便露出马脚：明明只有三十几台造枪机器，偏说有四十余台；明明购厂之价为六万两，偏说四万两：“集资四万两，购成此座铁厂”……
朝廷要机器，李鸿章许诺：就局中机器仿造一份，运往天津。又以“器物繁重，非历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加以婉辞。朝廷要人，他干脆就说：人“不能离沪北上”。朝廷一连向他要人要了四次，他都没理，此何许人也？丁日昌是也！他说：中国可无李鸿章，不可无丁日昌。
曾国藩明知奏折在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且多有不实之词，还愿意会衔，这只能说明曾李同谋，事实也如此，丁日昌熟悉内情，说虹局：论创议应归曾李两中堂主政。
那时，捻军横行，僧格林沁战死。李知道，朝廷最迫切的，还不是要他的兵工业北上，而是要他出兵北伐，去剿捻。剿捻，乃当务之急，出兵，他义不容辞，于是大举出动淮军主力。他更知，当时淮军之所以能战无不胜，并非淮军本身有多么精锐，有多么能征善战，而是因为淮军有兵工业支撑，以枪炮胜刀矛，战争从根本上转型，军工乃胜利之本。
要他出兵可以，要他输送枪炮也行，但要他拱手交出兵工业却没门。老师是一面大旗，他要高高举起，他自立于军工，老师未竟之业，他要做下去，也只有他能做下去。他与老师“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此间兵家心法，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他不止一次以“我知”者称赞老师“深谋远略”。老师教他“迂缓”，他心领了，《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六有《上曾相》一函，信函中说：“非老于兵事者不能道其只字”。
两人以“迂缓”二字，一唱一和。朝廷要曾氏北上剿捻，曾氏迟迟不动，自称“迂缓”，奏请“收回成命”，“另简大员”督师，曾氏心目中，那“大员”已非李莫属。同样，朝廷要李鸿章赴宁接替曾氏，署理江督，李亦以系合肥人氏当以例避为由推辞。此后，曾氏督师，布了个战局，就移交给李了；不久，天津教案又起，曾氏定了个议和之局，又转给李，以此确立李的接班人地位。
虹局动迁之日，乃剿捻成功之时，李为曾氏传人，非仅师生授受，也为朝廷确认，至于天津机器局，朝廷已另起炉灶，让满人崇厚开办。本来嘛，拆了上海建天津，纯属多余，其实，除了示疑，没有他意？朝廷示疑曾李，但立国之本已然转移，转向湘淮军系，从东南到西北，湘军遍天下矣。
1867年，适逢天津机器局开办，虹局也结束了在美租界的“隐居”，从虹口连地址都没说清楚的地方迁往沪南高昌庙旁，建立起真正具有近代性的工业革命的摇篮—江南制造局，从此，始于商战合一，最后走向军工一体的中国工业革命拉开序幕。中国近代城市文明的兴起，多半也留下了兵工业的痕迹，沪南高昌庙一带城市化即如此，《上海县续志》云：“高昌庙，县南七里，因"制造局"而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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