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算是从天堂到地狱了吧？”南京鑫信担保集团（下称“鑫信担保”）董事长付树兵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说起自己的经历，圆脸上依然有习惯性的笑容，但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却不断透露出他的煎熬和焦灼。
鑫信担保是南京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几年前高峰时期年对外担保总额近40亿。如今，随着“4万亿政策”的退潮和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其数百家客户纷纷陷入困境，有多家企业破产倒闭或者老板跑路。
三年来，付树兵的客户中有十几人死亡、30多人跑路。鑫信担保不断替客户还贷，在付出近4亿元现金后，如今也被拖入了资金枯竭的困境，接近200人的企业只剩下7名员工。
付树兵告诉本报记者，鑫信担保一倒，可能会有600家企业受连累。
一年多代偿近4亿元
按照几年前的设想，鑫信担保如今应该在自己的总部大厦办公。这栋大楼设计为18层，位于南京高端写字楼密集的河西板块。高峰时期，鑫信担保为600多家企业作担保，年对外担保总额近40亿。
南京市担保行业协会的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3月末，该市融资性担保机构91家，其中南京富登投资信用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最大（17.8亿元、外资），鑫信担保和中融信佳融资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位列其后（皆为3亿元）。
如今，这一切光荣与梦想，已经雨打风吹去。当年准备建楼的地块，已经卖掉，连付树兵的奔驰车也已经卖掉。
在这背后，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担保行业的“过山车式”的震荡。
2011年下半年开始，“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退潮，随着货币政策收缩和宏观经济下行，大量的中小企业坏账爆发。担保公司是介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防波堤，企业一倒下，压力便冲向防波堤。各地老板跑路、担保公司陷入困境的事件开始频频发生。
2012年2月，受京广两地相继爆发的中担、华鼎、创富三家担保公司违规事件影响，绝大多数民营担保机构的业务被商业银行“一刀切”，进而导致全行业业务量急剧萎缩。
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数据显示，在北京、广东、浙江等担保机构较多的地区，新增融资担保额首现负增长。代偿方面，截至2012年末，全国担保代偿余额250亿元，代偿率为1.3%。而2011年全国担保机构代偿率平均为0.42%，2010年仅为0.16%。
这一波巨浪冲击，鑫信担保也不能幸免。付树兵告诉本报记者，自2011年8月~2012年年底，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鑫信担保已经为客户代偿近4亿元。
付树兵说，2012年春节以来的日子，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几乎隔三差五就接到所担保的中小型企业负责人跑路失踪的消息。他没有一天能睡个安稳觉。
足生堂老板跳海自杀被救起、饰家装饰老板割腕自杀被救活、红木家具厂资金链断裂、力王起重机厂老板意外死亡……三年来，付树兵的客户中有十几人死亡、30多人跑路，陷入困境而强撑着的则以百计。
“只要对方电话一关机，十有八九要坏事。”他说，“我这算是从天堂到地狱吧？但我还得活下去啊！我父母我妹妹的房子财产也都抵押进去了。但是心态要放平淡，以前辉煌，现在无非是到平地上了。要没这个心态，我可能死得比他们（客户）都早。”
银行的角色
付树兵总结说，他的客户倒下的原因，除个别是因为企业老板吃喝嫖赌导致企业“非正常死亡”外，原因一是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导致的企业倒闭或被关闭；二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退潮，导致不少扩张中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三是企业互联互保，坏的连累了好的；四是司法系统运行效率低下，导致企业之间的债务清算极为缓慢，拖垮了不少企业。
2013年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来到南京溧水博瑞特工艺品公司。五层楼的厂房崭新明亮，但却已经空空荡荡。该公司原来有近200名职工，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左右，2012年时还在盈利，但最终被一口气憋住，资金链断裂倒地。
该公司负责人吴某原是当地的成功人士，多年来专注搞实业，也没什么不良嗜好。但企业所受的打击，几乎将他的精神摧毁。“我都打听了哪儿能卖肾。”他一边说着，落下泪来。临近中午，他捏着口袋里仅有的几百元钱，邀请记者吃午饭，记者不忍而婉谢。
吴总告诉本报记者，2009年，“4万亿”计划出台后，多家银行找上门来。有银行当时发放贷款1600万。2011年夏天，这笔款项被收回，不再续贷。
而此时，吴总正在着手建设新的工厂大楼，同时投资了一个农业项目，数千万元的资金沉淀其中。在其他银行采取类似做法后，吴某顿感资金吃紧，只好左右腾挪。
吴某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说，只要先把款还上，之后马上可以续贷。但他好不容易凑齐了钱还上之后，银行却食言了，说必须重新找一家国有担保公司担保方可续贷。贷款由此断掉。
被银行抽贷的企业比比皆是。南京江宁区一家矿业企业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忍不住怒斥：“银行钱多了就来动员企业贷款，钱少了就收回，根本不管企业死活。银行是完成任务了，却把企业搞死了！劝你上到三楼，它却把梯子抽掉了。”
企业难做，越来越多的客户倒下，担保公司也遭池鱼之殃。
南京市金融办此前的一份文件分析称，与银行比，担保机构处于绝对弱势。在担保风险的分担上，银行往往只要求权利而不愿意承担义务，即要求担保机构承担100%的风险；在保证方式的选择上，银行往往是坚持有利于己的连带责任保证方式，这样就使担保的风险完全集中到担保机构，实际上变相加大了金融风险，同时减弱了担保机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能力。
但在坏账压顶的生死关头，担保公司也会“绝地反击”：2013年年底，鑫信担保起草了一封举报信，直指曾经的合作银行存在违法行为，却将风险转嫁给自己。
该举报信列举了5起案例，其中1起涉及南京洲洋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高跃案。举报信称，2011年1月王高跃已经涉入刑事案件，而银行在2011年4月仍对其放款500万，且“此客户是银行高层推荐并要求担保公司担保的”。此后，鑫信担保于2012年代偿该款项。
在付树兵看来，银行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发现风险苗头，第一反应就是抽回贷款，把企业抽死也在所不惜，根本不考虑这个企业是否可能有救，是否只要通过努力就能渡过难关，或者实现重组。
百余案件积压法院
处置资产，往往会面临着巨大的折价。付树兵告诉本报记者，在南京高淳，有一处规模比较大的酒店抵债给他，当时价值超过1000万。现在为了获得周转资金，他只能忍痛逾400万卖掉。
资产折价，原本是市场经济中的正常情况，此时此地则体现为流动性折价。付树兵虽然有些痛惜，但并不苦恼。真正使他陷入巨大苦闷的，是百余件案子积压在法院，资金流动不起来。
企业倒闭之后，一般是担保公司先向银行代偿企业贷款，然后担保公司通过法院进一步向企业或企业主追偿。2011~2012年年间，鑫信担保已经有超过100件案子在法院立案。但案件审理进程非常缓慢，形成了巨量资金的沉淀。目前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回来的只有200多万元；双方自行调解，又去法院办理交接手续的有500万~600万元。这跟近4亿的垫付资金形成了巨大反差。
“总的来看法律成本太高，达到标的额的15%~20%。现在进程缓慢，有的还没有审理，有的审理了也得不到执行。”付树兵说。
如南京华立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2年12月18日终审判决，但时至今日，华立发借款本金及违约金共1000多万仍未获执行。
“鑫信担保的自身运营包括风控本来没太大问题，但是司法进程太缓慢把我拖死了。我已经代偿了4个亿，目前沉淀在法院那么多，哪怕一半能追回来也有2个亿，我的公司还能运转。但现在呢？鑫信一倒，600家企业受连累。如果按照平均3家联保来计算，将会波及1800家企业。这背后是多少个家庭？”
【监管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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