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的全球化新议题

　　孙兴杰

　　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就是国际精英的超级秀场，而论坛主席施瓦布就是这个秀场的头号导演。施瓦布认为本次论坛将为世界经济按下复位键，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寻求基础框架。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年度全球风险报告中指出，财富鸿沟是当今最大的地缘政治风险，而本年度达沃斯的主题就是“重塑世界格局对政治、商业与社会的影响”，与前几年的主题相比，达沃斯论坛显然已经从经济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来了，开始寻求新一轮全球化的新动力与方向。

　　2008年金融危机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过度自由化而积聚的风险的大爆发，过去几年中各国采取的政策多为应急，现在到了一个重新回顾与审视这一轮全球化利弊的时刻了。当危机的阴霾慢慢散去之际，达沃斯这个小镇再次引领全球化的潮流。

　　1971年施瓦布在达沃斯创立了“欧洲管理论坛”，巧合的是，这一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脱钩，为资本的自由化打开了通道，资本的全球化成为人们热议的全球化的核心内容。资本流动的壁垒被清除，因资本自由流动而出现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华尔街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首都”。金融创新将全球市场连为一体的同时也加速了财富的转移，最近三十年的金融创新也破坏了二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民主”原则。最近教皇方济各发布的劝谕中认为，贫富差距是捍卫市场绝对自主和金融投机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过度市场化打击了中下层，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水平回到了1989年，奥巴马也意识到贫富不均是当今时代决定性挑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呼吁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但是在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一国提高工资水平会加速产业转移的速度，而各国又面临着失业的难题，投鼠忌器的双重难题让各国政客头痛不已。

　　福布斯富豪榜的数据显示，全球最富有的85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与全球最不富裕的35亿人口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多么失衡的世界。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清醒地认识到，一个由豪富和赤贫组成的社会是没有安全感的，他任期间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开始建立美国的福利制度。金融市场为有钱人提供了发财的机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通过的救市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拯救金融市场，美国股市已经大涨20%以上，有钱人从中获益最多。贫富差距必然带来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占领华尔街”只是这种情绪的表露，即便如此，主导世界格局的依然是少数精英，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就是精英的俱乐部，将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最便捷的途径还是精英的思想转变，达沃斯为精英们提供了一个思想交换的“超级市场”。

　　发达经济体主导的金融自由化已经有过度之嫌，而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着市场化不足的难题，因权力过度介入市场，从而扭曲了价格体系，从而引起财富的转移，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在福利换选票的国家中，选票民粹主义滋生，泰国的街头政治走向暴力化就是个例证，政客们为了选票而不断增加福利承诺，比如向农民提供稻米补贴或者食品补贴等，扰乱了价格信号。新兴经济体中盛行的“父爱主义”表面是为了追求财富平等，实际则加深了社会阶层的裂痕，巴西、印度、泰国等国在2014年要举行大选，抵制选票民粹主义正逢其时。

　　过度的市场化与市场化不足都会带来财富分配的鸿沟，从而引发对全球化的抵制与不满，达沃斯论坛一直是全球化的辩护士。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面临新的命题，就是如何实现分配正义的全球化，只有正义全球化了，增长才能可持续。这是达沃斯论坛提出的新题目，各国政府的答卷不仅关系到每个国家的发展，也关系到新一轮全球化能否推进。

　　（作者为吉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