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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旗军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晋商几乎成为其后勤供应的支柱,战争进展到哪里,晋商的供应链就延伸到哪里,这为晋商赢得了新政权的青睐,奠定了晋商腾飞的权力资本,得以基本垄断北方市场及张家口这一商贸要道,甚至,深深涉足江南一带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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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俨然是国人对近代史的基本认知前提,并由此衍生出对清代的“两蛋”批评——“笨蛋”(愚昧)加“坏蛋”(反动)。
不过,至少在所谓的闭关锁国这一点上,主流的说法显然并不准确。
这个王朝除了早期很短一个时期之外,既没有闭关、更没有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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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闭关”,主要是明朝。
朱元璋“片板不得人海”的严厉海禁政策,正式颁布于洪武四年(1371)。此前,刚刚立国的明朝还继承了元朝的政策,维持着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但不久,朱元璋就先后撤除泉州、明州等市舶司,并且严禁一切私人海外贸易。其原因,就在于朱元璋认为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导致沿海民众经常出洋,长期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和控制,是破坏大明国安定团结的不稳定因素。
朱元璋的宏伟理想,是将全国变成一个大村庄,以农立国,不因富裕而生异心,不因迁徙而生动乱。他不仅颁布海禁,实际上也实行“陆禁”。根据大明律,任何人要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都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路引”)。路引上标明外出者的年龄籍贯,外出理由和目的地以及出门和归来时间。而离乡不回的“逸夫”,其刑罚就是死刑。全国民众都被捆绑在户口和土地的枷锁下,大明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型劳改农场。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进一步收紧了海禁,“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政府同时并且鼓励检举揭发,举报者可获得“犯人家资之半”,而隐匿不报者,也要严厉处置,掀起了海禁的群众运动。
这一政策足足维持了200年,其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那仅仅是官方的某种政治游行,并不意味着对民间海禁的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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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新帝即位,这就是明穆宗,改元“隆庆”。
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奏,“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东西洋考》),迅速得到了批准,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延续了200年的海禁政策被废止,史称“隆庆开关”。这一改革,效果明显,从此“倭渐不为患”(《明史﹒兵志三》)。
“隆庆开关”后3年(1570),在张居正和高拱等中央大员的积极推动下,利用鞑靼内部纷争,结束了明帝国与蒙古部落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对峙,鞑靼首领俺答归顺明朝,封贡互市,史称“俺答封贡”。
大明帝国开国200多年,第一次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获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并实行有限度的对外开放。
迅猛增长的海外贸易,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
后世学者推算,从隆庆初年(1567)到大明帝国灭亡(1644)的78年间,因海外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
也有学者估算,“由万历元年(1572)至崇祯十七年(1644)的七十二年间,合计各国输入中国的银元由于贸易关系的至少远超过一万万元以上。”(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
毫无疑问,这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日后在内忧外患中挣扎的帝国提供了苟延残喘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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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闭关,是在与退居台湾的郑成功对峙期间。
自顺治十二年(1655)下令沿海“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随后颁布“迁海令”,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民,一律内迁30-50里,对郑成功实行坚壁清野。这一严厉的海禁,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立了闽粤江浙4个海关,彻底解除海禁。
明清两朝相加,实行海禁的时间,总共约230年左右,此后直到1949年,再无主动的闭关海禁政策。
满清是一个重商的政权。入关前,为了与明朝进行贸易,就已经开放了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个关口。对于前往贸易的内地商人,满清刻意笼络,在其入关的征程中,得到16家内地商人的大力协助,其中一半是晋商,他们随同八旗军承办军需、开展贸易。入关前,满清高层即形成共识:“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所出,国用不匮乏”,对晋商极为重视。
在八旗军征服中原的过程中,晋商几乎成为其后勤供应的支柱,战争进展到哪里,晋商的供应链就延伸到哪里,这为晋商赢得了新政权的青睐,奠定了晋商腾飞的权力资本,得以基本垄断北方市场及张家口这一商贸要道,甚至,深深涉足江南一带商业。康熙就曾感慨:“夙闻之,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土著者盖寡。”
听皇上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成为晋商们的准则。在清代前、中期的多次西征中,晋商范毓宾作为皇商,成为清军的后勤部长,运输军粮百余万石,并捐输白银406万两(约合人民币8-12亿),为底定新疆立功卓异,因此受封二品顶戴,其后人一度垄断中国与哈萨克之间的贸易。
入关之后,清帝国多次发布恤商政令,减轻商人负担,简化行政审批,与此前腐败的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
康熙四年(1665),照定额抽分,免溢额议叙;严禁各关达例收税,或故意迟延掯勒;禁地方官吏滥收私派,科道督府失察者坐罪;
康熙五年(1666),命于征收关税处,缮具税则,刊刻木板,以杜吏役滥收;
康熙二十三年(1684),饬禁各处榷关稽留苛刻;
康熙二十四年(1685),命光禄寺置买各物,照实价估计,定为条款;又令江、浙、闽、粤四海关,免沿海捕采鱼虾及民间日用货物之税,洋船海船,但收货物征税,蠲免杂费;
康熙四十三年(1704),禁止直省私设牙行,并饬户部造铁斛升斗颁行,以杜欺诈……
不过,清帝国的领导核心大约并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世界正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自己治下的中国,则正在一个已经延续的数百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攀上了巅峰,随后的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国运,也将改变世界的格局……
【未完待续】
(作者系太平绅士、历史研究者。文章系《罂粟花开》第1章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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