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将于3月1日正式实施。“单笔借款金额300万以上”、“借款余额1000万以上”“涉及的出借人30人以上”等情形，借款人应当向管理部门报备。这些具体规则的制定实际上宣告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化。
民间金融管理立法从温州破局，原因众所周知。该市民间融资活跃，最初以“会”的形式，朋友乃至亲戚间互助资金，结果却走向 “高利贷”末路，以超高利率吸金，并偏离实体经济轨道，高利贷资金投入到楼市、债市和股市等虚拟经济。水涨船高的高利率，击鼓传花到某一环节，本利严重亏空，难以为继以致资金链断裂。吸金者和借贷者的宿命要么是“跑路”，要么锒铛入狱甚至被杀头，更多的参与者是血本无归、家破人亡。
“非法集资”案的发生凸显民间借贷无序运行的可怕及依法纳入正轨的必要性。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的实施，对温州是亡羊补牢的救赎，对其他地方也有立法启蒙和市场指导意义。经历上轮经济危机周期的考验，民间集资让一些人伤痕累累，但民间借贷的实践和基础还在，这个中国最活跃的民营资本高地，在经历全球购房和以虚拟经济牟利的泡沫冲动后，合法的民间融资渠道既可缓解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资金紧张，又可保障资金充裕者通过民间融资渠道，获得比钱存银行更多的收益。而且，在经历民间融资的大起大落后，也棒喝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将融资投入到实体经济上。
民间借贷并非温州独有，全国各地普遍存在。温州民间借贷合法化的立法实践，以及随后的监管和市场磨合，也将为其他地方的民间借贷提供经验。由温州到各地，民间借贷合法化的“星星之火”，将倒逼国家出台对民间金融改革的系统性设计，丰富多元化融资渠道，完善金融市场，破解体制机制弊端，释放金融改革的红利。
即便是在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市场成熟度初期的中国社会，民间借贷也是理性存在。民国时期，中国的民间借贷相当发达，“高利贷”、“典当”、“标会”等相当普遍。现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强国，人民币国际化方兴未艾，合法的融资渠道却只能局促于那些所有制不同的几种金融机构中。尴尬的是，虽然各大银行最赚钱，不仅服务跟不上，而且眼高手低，不愿给予最差钱的非公企业融资机会。关键是，一些银行也睥睨实体经济，热衷于追逐利润高见效快的虚拟经济，他们被市场所诱惑，也失去了国家宏观经济货币杠杆的作用。
差钱的非公经济体和个人，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融资之缺。现实中出现的影子银行风险，绝非偶然，形象而论：嫡亲的金融机构不能满足民企融资，庶出的民间借贷必然存在。
中国的影子银行不同于欧美，因为中国影子银行的相当比例由地下金融所承担。据统计，以前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额的90%以上，现在只占50%左右。影子银行规模据悉在15万亿元左右，哪怕其中有10%为非法渠道而来，带给金融体系的风险就是巨大的。
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美国次贷危机，其导火索都是金融体系擦枪走火。西方严格完善的金融管理体系尚且如此，中国若不给予民间借贷合法地位，影子银行里涌动的非法因子将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灾难。
因而，民间借贷合法不能止于温州模式，还应在实践中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与完善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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