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成思危在发言 |
3月14日,第二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在北京正式开幕,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何志毅主持大会开幕式。本次峰会将举行两天时间,除主论坛外,还将举办主题“大师的下午茶”,“风投与中国”,“互联网金融机遇与挑战”,“经济热点与创新思维论坛”四个分论坛。
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在做主题发言时表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来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
中国经济的增长具有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从2002到2012,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
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10.7万亿,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也是10.7万亿,起码说没有减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以下是文字实录:
首先,中国经济的增长周期性,根据我们做的一些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个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是从去年开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结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经济周期是一个中高速、波动性比较大的周期。第二个周期是从2002到2012,是一个高速增长的周期,这个周期应该是稳定的中高速增长周期。
李克强总理也讲了,所谓稳定增长就是保住增长的下限,控制增长的上线,所以在这个周期里面,大体上我们会平稳的保持在7%--8%的增长。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会有上升和下降的阶段,我们做了一个分析预测,大概是这个周期的高点可能是2019年,在2019年可能达到9%的增速,但是2019年以后,大概增速会下降。为什么说最高点在2019年呢?主要几个原因。
1、三中全会的决定逐步的落实,国家的经济转型取得一定的成绩。
2、主要领导人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也树立了更强的治国理政的能力。
3、2018年是我们国家的换届年,一大批新的年轻干部上来,他们也会更努力的去发展经济,努力的去工作,所以我个人估计2019年可能会是一个顶峰。
但是2019年以后,经济会逐渐往下走,这也是正常现象,因为一个是我们的基数大了,2019年我们基本上接近GDP翻两番的目标,基数大了。二是国家的经济环境估计现在是恢复国际经济环境也是有一个变化,那个时候的国家经济环境可能又是处在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环境下。
所以到2023年我们可能的增速可能在7%,甚至7%多一点,整个的增速在7%--8%之间,但是2023年以后,我个人的感觉可能再下一个周期,就会是6%--7%这样的范围内。当然我说预测总是测不准的,测准了就是神仙了,但是没有预测万万不能的,因为你对方向没有一个估计,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十年经济我们大体是这么一个展望。
当前看到我们10年内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有几个最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环境。
这个问题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它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上一个周期我们的高速发展,实际上超过了我们自己潜在的能力,所以这样就带来了很多环境的债务,什么意思呢?我们做过两次环境成本的计算,一次是2005年,由于能源效率低,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失,我们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13.5%,而当年我们的GDP只增长了10.4%。
最近我们做了一个2010年的环境成本的计算,2010年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虽然有所降低,但是还是高于当年GDP的增长。环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长实际上对环境负债,这个债虽然是隐型的,可能会传递很长时间,会影响到我们子孙后代,这样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雾霾天气等等,可以说是大自然、环境对我们的报复。
中央很重视环境问题,下了决心,也是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财力来应付这个问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决的。因为要解决北京的雾霾问题,你就得解决能源结构的改变,减少煤的应用,增加天然气、石油,当然天然气、石油业有限,你要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从我们国家来看,现在煤占整个比例的70%,天然气、石油占20%,尽管我们有一个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计划,可以说是尽量推进新能源,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所以即使到2020年,我们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只有从90%左右下降到85%,所以形势很严峻。尽管我们风能接近1亿千瓦的装机能力,太阳能我们到明年按计划要到3500万千瓦,水能2020年到3亿千瓦,还有核能可能要到5000--6000万千瓦,即使是这样我们基数太大,而且我们还要发展。
根据我们中国能源结构的弹性系数,大概是0.7,就是你要保证7%的增长速度的话,你要4.9%,就是将近5%的能源增长速度,所以这种情况下认真的调整能源结构是治本之策。
当然还有我们全社会的生活习惯,这些就不多说了,所以我认为这十年里,我们对环境能不能解决好环境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和对政府最大的一个考验。相对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更重要的。
第二个挑战——财政和金融方面。
我讲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的债务也是上一个周期里面积累出来的,原来在2010年7月审计署的报告里面是10.7万亿,2011年温家宝总理的报告里面也是10.7万亿,起码说没有减少,但是在去年中央下决心全国查,查的结果是20.8万亿,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当然总体上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总体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外乎几个意思,因为现在有1/3的地方政府还债有问题,但是有人说中央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来买单,那中央政府买单不就是鼓励赖帐吗?2009年的时候,第一季度我们的信贷增长了4.6万亿。当时我去一些地方,一些地方同志告诉我们,银行追着我们借钱,你只要有理由就借你一个季度就增了4.6万亿,我们想不借就是傻子,借少了更是傻子,借了还想还就更是傻子了,所以借的时候就没有打算还,所以都等着中央政府买单。中央政府买单就是鼓励赖帐,即使中央政府买单也只能买那些跟民生有关的社保、保障房这些方面,不可能政府建大楼,大手笔的花钱都让中央政府来买单。
再一个变成银行的坏账,这样就更成问题了,现在就是财经办法就是逐步滚动,简单说就是借新债还老债的,但是借新债还老债里面还有还新债的问题,如果真的要解决好这个问题,还是要下很大的工夫。我曾经讲过,美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个人,中国的次贷是银行把钱借给没有还款能力的地方政府,这也是一种风险。
我们从上面两点看,就是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都是需要用我们新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去用在这方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可能再去追求一个更高的、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你要应付这些问题。
第三个挑战——我个人认为,还是对于官员政绩观的挑战,我们是不是真正能改变过分地依靠投资这种外延性增长的模式?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现在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投资对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投资可以拉动生产资料的消费,有一部分投资转化成为工资,也可以拉动消费,投资还可以增加就业,这个大家都知道,投资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办法,因为你只要有投资它就会有GDP。但由于我们过去过分地注重GDP的增长,过分地强调投资,也就带来了一些负作用。
这些挑战是不是对我们是严峻的,但我们的希望是哪里?我觉得希望比挑战还要大,也是三个方面:
第一,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国家的建设当然内容很多,但可以分层次做。
第二,城镇化。城镇化解决的问题是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为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就可以进行适度农业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至少我们可以赶上第二档国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中亚提出了,以人为核心,这也非常重要。因为关键问题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英国是采取跑马圈地,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做工;美国是采取兼并的办法,有实力的农户兼并贫弱农户的办法;拉美是采取把农民吸引到城市来形成"贫民窟"的办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以人为核心来做好城市化,农村进城以后,你要解决它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最后要解决他的户籍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第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