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根崛起为湖北首富，转而为阶下囚，再到复出申冤，兰世立经历了过山车似的跌宕人生。这些戏剧性的变化，既缘于兰世立强烈的欲望和张扬的个性，也刻着这个时代诡谲的印迹。
黑色西服，蓝色领带——和若干年前在镜头前的装扮几乎一模一样。兰世立表情丰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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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因在东星航空破产案中逃避追缴所欠税款，兰世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3年8月出狱。
2014年2月17日，东盛地产案开庭前夕，五十多家媒体记者赶到了武汉。此前，兰世立一直对媒体避而不见，而这次他许诺给每位记者提供独家专访的机会，可匆匆抵达现场后，记者们发现，所谓专访，不过轮流采访而已。
兰世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出狱后他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拜访朋友，二是休养身体，三是谋划东山再起。
其实，东山再起的计划在他入狱后就已经开始。2010年，他召回在新加坡工作的侄女兰剑敏，为其奔走申冤。在这四年里，后者的使命就是找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一直不认为自己有错，以“卿本无罪，怀璧其罪”的典故自比，认为只是因为怀有一个像“璧”一样让人眼红、嫉妒的宝物——东星航空，才遭人暗算。
所以，他希望兰剑敏能准确地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外界。虽然身在狱中，但兰一直都在有节奏地制造热点。他一次次成为舆论焦点，曝光率超过入狱前。
在高墙内，兰甚至成为一名高产“作家”，他根据自身经历创作了7本书。从《东星十八年》、《我的监居生活》、《展翅难飞》到《卿本无罪》，都明确地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他是被冤枉的。
从草根崛起为湖北首富，转而为阶下囚，再到复出申冤，他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跌宕人生。戏剧性的变化，既缘于其强烈的欲望和张扬的个性，也刻着这个时代诡谲的印迹。
东宫西宫
对很多人来说，兰世立是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出生于湖北武汉，身高不到1米7，是典型的湖北小个子，但他身上蕴含的能量却非常惊人。
一般人很难说清，兰世立的主业是什么。在过去的十几年，他插足过电脑、餐饮、房地产、广告、交通、投资、旅游、航空、电信等二十多个行业——几乎涉及了所有不同时期的热闹行当。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为什么要有主业，当一个行业还没有起步的时候，我介入，等把它做到一定的高度，我就会把资金撤出来，盈利就可以了”。
兰世立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早年父亲给其取名叫“兰四立”，他嫌不够大气，自己改成了“兰世立”。大哥和二哥先后都当过兵，兰世立则顶了父亲的公职，20岁时，他在武汉市商业局做售货员。
“你不就是个售货员吗？”因为受了同事这句话的刺激，兰决定考大学。几年后，他成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
在日后的演讲中，兰经常提及他在大学的艰苦生活：为了攒生活费，到处捡牙膏皮。一次，混进了武汉测绘大学的女生宿舍，还差点被当成流氓抓了起来。他还到工地上搬过红砖和水泥，经常被磨得满手是血。
研究生毕业后，兰被分配到了湖北省委，成为一个当时令很多人羡慕的国家干部。后来海南建省，他又主动要求前去当志愿干部。但不久之后，他就辞职回武汉创业了。
在《东星十八年》中，他记叙了自己早年的创业经历。兰在书中说，东星的创立，与自己的生日有关。因为家里穷，兰从未过过生日。1991年6月5日这天，一个朋友邀请他去一家餐馆吃饭，甫一落座，便有人蒙住他的眼睛，说要给他一个惊喜。
一个“祝兰世立先生生日快乐”的蛋糕，令他热泪盈眶。那天，平时不喝酒的他来者不拒，喝得一塌糊涂。当晚，兰失眠了，“想着自己已经25岁，却还一事无成，既无事业，也无爱情，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住父母”。
于是，他决定干一番事业——辞去公职，创办自己的公司。公司的名字他当晚就取好了，叫“东星”，意为“东方之星”。“我不仅要创办自己的公司，还要把公司开到世界各地，让东星的旗帜飘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因为担心自己临阵退缩、不敢丢掉铁饭碗，天快亮时，兰又爬起来写了份辞职报告。当时，他身上仅有270元人民币和一辆长征牌自行车。离职干什么，他一开始并没有底。
1990年代，经商还是件让人瞧不起的事情，申办一个营业执照都很困难。
兰世立进军的第一个行业是电子计算机。他称之为“误打误撞”。当时，兰去注册公司，工商局的人告诉他，这根本不可能，因为当时只有三种公司所有制形式：国有、集体、外资。个人办公司还没有过。
听说武汉有个东湖开发区，鼓励大学生创业，他便找到开发区办公室，一问才知道，这里都是搞高科技的。什么光、电、生物，兰全都不懂，他略知一二的，是在大学计算机课上摸过的电脑。
开发区有两家从事计算机产业的公司，一家是四通，一家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汉理公司，兰冒充成客户到这两家公司去“偷师”，而后便将自己的主营业务定位为卖计算机。
由于既无技术背景，也无原创产品，公司最初一台电脑也没卖出去，不过，就在推销电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只要有计算机的单位就需要耗材，需要维修。兰遂将公司的方向又转到了这方面，开始卖起了色带、打印纸、复印纸、传真纸等，没想到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有意思的是，此时他们又发现了另一个很不起眼的业务。因为办公地点在珞珈山饭店，外地出差、开会的人很多，看着他们门市里摆着电脑、传真机等，来咨询打字、复印和传真的饭店客人非常多，公司从顺手帮忙，逐步过渡到专门服务。没料到生意火爆，竟然时常排起长队。一张A4纸才3分钱，复印就收6毛钱，打印收6元钱，传真则收费30元，“如同印钞票一样”。
兰的经营天赋崭露无遗，经商之道自此确立：不按规则出牌，什么赚钱做什么。
比如，他们因为装电话和电信局混熟了，一次，电信局的一个处长带他们去参观机房，兰发现，几百个话务员一字排开，还在手动转接和计费。他便提出，可以帮助做一套电脑计费系统——虽然在此之前，他的公司从未做过这项业务。
电信公司答应了，随后的一个星期，兰便组织一批人上北京、下深圳，一周后，就顺利签下了这单业务。
此后，兰从电脑经销商摇身一变，成了电脑系统集成商，并且陆续承接了武汉钢铁公司、湖北民族学院等单位的网络集成工程。一个十几人的公司，一年的营业额达到了数千万元。
一年之后，兰进军了第二个看起来和电脑毫不相干的行业：餐饮。
1992年7月，兰去了趟香港，在新世界酒店的餐厅里吃饭，“那豪华舒适的环境、国际五星级标准的服务让我很是惊叹。”兰世立说，观赏着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湾，享受着精美的粤式中餐，他突发奇想：如果在武汉开一家这样的餐厅，一定会大受欢迎。
说干就干。三个月后，兰就在武汉开了家酒店，取名“东宫”。东宫以中式皇宫的风格装饰，金色琉璃瓦，大红色宫廷柱，汉白玉栏杆，“宫廷”门前，还立着几位穿着旗袍的“侍女”。可能是因为此前武汉没有类似建筑，其一亮相，立即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据兰在《东星十八年》一书中记述，每天餐桌都要翻几次台，一天的营业额二十多万元，一个月竟有几百万的营业额。“那时候没有信用卡，吃一餐要拿一包钱来，一桌三五千元是常事，每个包房都有最低消费，每天收银员为了结算当天的营业额要忙到很晚才能下班”。
东宫的成功让兰世立尝到了甜头，一年之后，他又在汉口开了一家连锁酒楼——西宫。与东宫以中国皇宫风格装修完全不同，西宫则完全按照西方的宫殿风格装修，门前矗立着八根宏伟的罗马柱，将西方建筑特色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快，西宫再次火爆。
“武昌东宫，汉口西宫，美食娱乐，尽在其中。”兰亲自撰写的这句广告，一时成为了武汉三镇美谈。此后，兰又将生意延伸至广告业、娱乐业、旅游业、航空业等领域。
一个人的东星
“兰总就是这样一个人，别人不敢想的，他敢做。”东星的一位前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兰世立喜欢不按规则出牌，而且，思维非常超前，东星的发展史，深深地打上了“兰氏烙印”。
据这位高管介绍，在东星，确有很多制度属于国内企业的首创，比如军训。无论是谁，只要进入东星工作，就要先接受正规的军训。这一点上，兰世立永远认真，要干就真枪实弹地干。无论装备、训练时间、训练项目，都要和部队对新兵的要求一样。兰世立认为，这不仅可以锻炼员工铁的纪律，更重要的是，他要让所有员工都知道这样一种理念：把顾客的要求当做军令来执行。
兰为此还建立专门的军事训练基地。2005年是东星全面大发展的一年，七次大型招聘，一千余人加盟，连续七届军训，使当年东星的军训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年。由于人数多，时间紧，第22、23、24三期军训同期开训，近300人的队伍蔚为壮观。当东星第一批空姐队伍手持美式冲锋枪，全副武装列队从阅兵场中走过，没有人怀疑这只是“花架子”。
据媒体报道，军训完后，兰还会亲自“阅兵”，就和电视中转播的阅兵式一般，兰说：同志们辛苦了。员工们则以响亮的声音回答：兰总好！
早在创业之初，兰世立就规定，员工在工作的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必须统一着装。他为员工们配发统一的西服，并学习国际大公司制作了统一的工号牌。中国刚出现BP机时，他便给每个人都配发了一部。当时本科生一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元，一部BP机的价格是三千多元。
关于统一着装，兰有一段名言：“一个团体，如果没有工作制服，你穿一件上万的国际名牌，我穿一件30元的地摊T恤，这样的一个团队怎么可能会协作呢？”他甚至固执地认为，前几年风靡的一些IT公司，提倡员工穿T恤、运动鞋上班，虽然整个团队显得很有生气，但站在一家企业的管理角度，“这是个败策，他们更加经不住市场的残酷”。
在对东星的管理上，用“特立独行”甚至“偏执”来形容兰世立毫不为过。创业的第二年，兰就在公司制定了“十不准”，其中头三条是：禁止讲武汉话（后改为地方方言）；禁止内部（员工）谈恋爱；禁止任何亲友进入公司。
一些人认为，在武汉，武汉人不准讲武汉话，有些不近人情，但兰有自己的理由：讲武汉话，你只能做几百万人的业务，讲普通话，你就能做13亿人的业务。因为有第三条规定，兰的家人，没有一个加入东星——在东星爆发危机后，这也成了一个问题。
类似“极端”的做法和决策还有很多：2005年12月，东星航空面向全国招聘60位空姐，令人意外的是，兰世立在空姐招聘中的首要条件就是“漂亮”，而且，凡是学历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应聘者，连复试的机会都没有。“只要有高中及大专学历就行了，学历高的容易跳槽。”兰世立认为，空姐是飞机上的高级服务员，并不要求有特殊的能力，“学历高了就是浪费”。
在东星，几乎所有的管理制度都是兰世立一个人制定，决策也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比如兰把东星旅行社的标志定为绿色，遭到内外反对，最后还是要按照他的意思执行；当年投资公路，公司极少人赞同，最终还是照常推进；在东星航空的标志设计上，公司花大价钱做广告，请来著名设计师来设计，最后兰世立一句“不行，还是我设计”，只能放弃原来的方案……
据东星的一位老员工介绍，每一个进东星的人，最后都要由兰世立本人面试，虽然时间很短，但却是许多人最害怕的环节，因为兰会直接决定，谁能留下，谁不能。
在兰世立看来，公司运作过程中，发挥集体的作用，可能在咨询、研讨的时候管用，但到了一个项目需要拍板的时候，只能一个人。“一个企业需要管理团队，但不需要决策团队。”
“东星的衰败，与兰的这种性格也不无关系。”上述东星高管总结说。
“天牢”之灾
在2005年进入航空业之后，兰世立的噩梦开始了。
东星航空在随后五年中成了一个大包袱，兰世立的资金链绷紧了。在一连串事件之后，东星航空2009年8月宣布破产（详见本期《恩与仇：东星航空破产案再调查》）。
次年4月9日，武汉市中院认定，兰世立逃避追缴欠税50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兰世立在《卿本无罪》这本书里写到，他被关押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这里是武汉市公安局专门关死囚和重刑犯的地方，素有武汉“天牢”之称。这里曾经关押过几个在全国轰动一时的重要人物——以火车皮换飞机的中国首富牟其中、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等。兰居住的监室编号为“110”，“110”，是看守所的特管号子，原编号为“801”牟其中和唐万新住的就是这个“号子”。
据兰剑敏透露，兰世立后来被转到武汉洪山监狱服刑。
兰世立的狱友告诉他，在他进去的前一天，监狱里的干部专门开了会，对他的事进行了通报。一般新入者都睡在号子里最靠近便池的地方，而兰则被特殊安排睡在了仅次于狱中老大的2号位。
兰世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入狱开始的一年半里，他被视为头号监管对象，“给我下了12道禁令，反正是什么都不准”。
讲述这些时，兰世立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他语调高昂，语速极快，不时辅以手势。兰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伤心，绝望，巨大的失落包围着他，神经性头痛、呕吐全面发作，很快便无法饮食及睡眠，因此而数度病危。
从天堂到地狱，兰深切地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暖。
兰曾经是武汉同济医院的VIP，然而，当他因狱中病危被送到同济的高干病房时，因院方怕吓着其他病人，戴着脚镣手铐的他又被赶了出来。兰感叹：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入浅滩遭虾戏。
但这并没有让他绝望。兰的强人性格在监狱中展露无遗。
为了争取和家人交流的机会，他开始绝食，“开始以为我是吓唬他们，没想到我是来真的，不但绝食，还绝水。”说起这段经历，他脸上写满了自豪。
兰说，他前后绝食三次，最长达4天，最后狱方妥协。一年半后，12道禁令解除，他甚至在狱中订了16份报纸，8份杂志，而电视则可以自由地看一百多个频道，“别人以为我进去后就和外界脱节了，不是的，我基本保持同步。”兰说，后期，东星的管理他基本可以遥控，重大决策也都是由他做出。
在狱中，他交流的最多的是牟其中。“别人都不敢和他说话，因为一说话就被喊去谈话，只有我敢”。
一些人常拿他和牟其中对比，但兰世立却不认同，在他看来，牟其中当时只是“倒买倒卖”，他则是“经营一项事业”。在为人处世上，两人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据兰透露，在狱中，牟其中一直和狱方对着干，总希望改善监狱的生活条件，“怎么可能？监狱就是监狱。”兰说，人要学会“适者生存”，“我在里面再怎么搞，也不谈监狱的事。监狱判你有罪也好，什么也好，它只是一个管你的地方。严格来说，有罪无罪跟监狱无关，你跟监狱较什么劲呢？”
他由此感叹，牟其中是“自己把自己害了”。据他透露，牟到现在依然是严管的对象，这两年连生活费都没有。“所有的人——警察也好，犯人也好，没有人跟他讲话”。
事实上，直到出狱之后，兰世立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如果硬说有错，那就是看错了人”。
他甚至认为，自己当初还不够狠，“如果我当初再高调一点，反过来还真的不会是这样。比如说，他们在搞我的时候，我当时不是发一个简单的声明，而是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公之于众，他敢把航空公司抢过去吗？”
复仇者
2010年，远在新加坡的兰剑敏收到了一封求助信。写信者是她的二叔——兰世立。27岁的兰剑敏当时已经大学毕业，在一家金融机构上班。而她的二叔，此时却身陷囹圄，被关押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里。
兰剑敏此前和兰世立很少见面。在她的心目中，兰世立就如同“神”一般的存在。“他的很多消息，我也只是从新闻上看到”。
回，还是不回？这个80后姑娘很纠结。“你想想，我叔都搞不定的事情，我一个小女孩怎么搞得定”。
尽管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劝她不要趟这个浑水，但兰剑敏最终还是决定回武汉。她这样说服自己，“我不希望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后悔。更不希望因为没有答应二叔，从此之后就再也不敢面对他”。
有一段时间，兰剑敏曾经想，东星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样可以站起来。在那段时间里，她有意地不去提那些恩怨，而是将员工一车一车地拉去军训，鼓舞士气。
但是，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兰世立给她更多的指示，是不断地召开新闻发布会，“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开成了怨妇了。”兰剑敏说。
与东星其他人对兰世立言听计从不同，兰剑敏在很多事情上有自己的想法，遇到分歧时，她是唯一一个敢和兰世立顶撞的人，“有时我叔和我开玩笑说，别人都把我当‘神’，为什么到你这就不灵了？”
有一次，兰世立让她去开发布会，兰剑敏实在不想开，就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兰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出来后，还常拿这个事批评我”。
80后的兰剑敏看起来就像个小女孩，说话直爽，喜欢哈哈大笑。在成为兰世立的“狱外代理人”后，她的四年青春，都耗费在这件事情上。
兰世立给了她一个身份：总裁助理，但她没有从东星领过一分钱工资。更多的时候，人们都将她看成是兰世立的侄女和代言人。实际上，兰世立对家人的照顾并不多。早在东星创立之初，兰就立下了规矩，亲戚朋友不准进公司，所以，兰的大哥二哥和姐姐以及他们家人从来没有参与到东星中。
兰剑敏说，一家人走动也不多，过年时聚聚，大多是在酒店吃个饭，“而且我们家有个规矩，不准打麻将，所以就更没有气氛了”。兰剑敏将此归结为爷爷奶奶去世早，缺乏一个核心。
兰剑敏出国留学，是兰世立的建议，他还帮侄女办了签证，这让兰剑敏颇为感激。不过，兰剑敏一直强调，她能留学，更多是因为个人的努力。自己之所以最终选择回国帮叔叔，完全是出于家族责任。
兰世立希望将她培养成像他一样的强人，但兰剑敏却不大领情，“我觉得做个普通人挺好的”。
出狱最初的一段时间，兰世立常带着她到处见人，但后来就不这样了。有几次兰世立回武汉常住，甚至连兰剑敏都没见。
在一次次的新闻发布会后，兰剑敏也成了“名人”，她因此和许多记者成了朋友。然而，她不喜欢这种状态。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和兰世立的配合不同，兰剑敏一直拒绝出镜，也不希望成为新闻主角。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二叔出来了，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从此之后，将会专心去做自己的事情。“我不希望别人因为这事给我贴标签，如果以后我出名，我也希望是因为我自己做的事业而出名”。
现在兰剑敏要想离开，却没那么容易。
2月18日，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么多年来，因为兰世立和兰剑敏的指责，他的生意受到了很大影响，一些合作伙伴开始怀疑他的商业信誉，针对兰世立“一次次的诬陷和对其商业信誉的损害”，2013年10月份，他已经正式报案，要追究兰世立和兰剑敏的责任。
80后的兰剑敏有时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后果还不是很了解。2011年8月，兰世立让其赴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举报时任武汉副市长袁善腊。在新加坡待过好几年的她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因为在新加坡，“举报官员太正常了，几乎天天都有”。然而，发布会后，她的手机几乎响个没停，最后直接关机了，“好多人以为，我是因为害怕关机了，其实根本不是，是电话直接被打爆了”。
兰剑敏说，那一刻，她才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好像很严重”。
就在2月18日这一天，袁善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等到合适的时候，他将会起诉兰世立和兰剑敏，因为“他们给他以及他的家人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事实上，在东星历经多年的恩怨中，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没有不受伤的。2009年8月9日，兰世立的二哥兰保忠和朋友宵夜时，被几个突然冲过来的年轻人打成了重伤。外界将此事件与兰世立的种种行为联系起来，怀疑其遭人报复，兰世立也一直这么认为。对南方周末记者的问题，他先是很激动，而后突然沉默了一会说，“这么多年来，我最愧疚的，是对家人。”
这是他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唯一的一次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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