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星航空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不仅让兰世立深陷其中，还将更多的人和机构裹挟——融众集团、武汉市政府、国航。在漫长的收购谈判之后，东星航空还是不得不宣告破产，兰世立一手缔造的东星王国也随之崩溃。
本报2月20日刊登《原武汉副市长袁善腊：“我感到很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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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世立命运的转折点，是从2005年创建东星航空开始的。
此前，他曾涉足电子、餐饮、房地产、车队、旅游、公路、电信、酒店等近20个行业，真正让他在商界声名鹊起的，是航空业。而兰世立日后入狱，也缘于此。
但东星航空2010年破产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
在兰世立写的申诉材料里，他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凛然抗命的悲情英雄，对抗政府和国航组成的“联盟”，而融众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众）董事长谢小青则扮演着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而东星航空之所以走向破产，“全是因为谢小青联合政府和大国企‘绞杀’的结果”。
2011年2月份，被囚禁近一年的兰世立传出一封绝笔信。这份五千多字的遗书写给四个对象：他的妻子、女儿、东星的同仁以及母校武汉大学。兰世立向公众陈述自己的辛酸处境，将矛头直指时任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称其编造谎言，强令东星航空破产。
2013年出狱之后，兰世立的矛头始终指向谢小青和袁善腊两人。在东星航空破产事件中，这三个人究竟各自扮演过什么角色？
“坐山观虎斗”
兰世立的航空梦，大约萌发于2002年。
东星集团一位前高管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彼时东星旅行社已经有了自己的酒店、景区和车队，以及门市部网络，唯独在航空上受制于人，有时收到了客人，却因为订不到机票而无法成行。“如果有自己的航空公司，就可以形成‘航空+车队+景区、酒店+门市网络’的格局，从市场初端一直到末端，东星都有了控制权。”
2004年春天，中国第一家国内民营航空公司鹰联航空获准筹建，这让兰世立倍感紧迫。在武汉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获得了面见民航总局局长的机会，并表达了想做民营航空的想法。
有着“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一直想将自己打造成中部交通枢纽，做大航空业，也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梦想。兰的诉求，可谓恰逢其时。
据上述东星前高管透露，兰世立很快便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次年6月，兰世立便拿到了民航总局的批文。
彼时的东星航空，注册资金不过8000万元，然而，在开航之前，兰世立就抛出了一个惊天计划——一次性购买或租赁20架飞机，总资金高达120亿元人民币。
一般而言，购买或租赁一架飞机的周期需要要两三年时间，兰世立的大手笔让国际航空界大为惊讶。很快，法国空客、美国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欧洲出口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相关负责人云集武汉，视兰世立为座上宾。
至于兰世立是如何完成“空手套白狼”的，在当时，因为涉及商业机密，外界一直无从得知。直至身陷囹圄后，兰才在他的申诉材料《卿本无罪》中披露了这一过程。据兰记叙，当时，除了国家民航总局的一纸批文，他其实一无所有。而且，该批文还只是“批准筹备”。
“筹备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你去试一试，当你在它规定的筹备期内具备了一个航空公司所具备的一切条件，再经过他们的审核认定才会给你颁发一个经营航空公司的《航空业经营许可证》。否则这纸批文便会自动作废。”兰在书中写道，“要去获得一个航空公司所具备的一切资产、资源，唯有凭我兰世立的智慧和能力，而能反映我的所谓智慧和能力的唯一途径，也只有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面对这些国际巨头，兰世立导演了一场“坐山观虎斗”的好戏。兰先是给他们画了一张大饼，然后紧紧抓住他们都想吃这口肥肉的心理，让其相互厮杀。
比如，为了拿到飞机订单，波音提出，可以让美国出口银行和花旗提供飞机的首付款贷款及购买飞机所需的卖方贷款业务。空客也毫不示弱，马上提出可以让欧洲出口信贷银行及法国兴业银行以同样的贷款条件与之抗衡。
两者在租赁飞机的补贴上更是大打出手，你每架飞机补贴50万美元，我就补贴60万美元，你80万我就100万，一路攀升。
最后，空客将每架租赁飞机的补贴金额提升到150万美元，兰世立和其签署了租赁10架飞机的合同，获得的补贴高达1500万美元（约1.2亿人民币）。
兰世立尝到了甜头，在与发动机制造商、雷达制造商、GPS制造商、飞机座椅制造商的谈判中，他如法炮制。比如，选择飞机发动机制造商时，他让人将这一领域中的两家巨头——CFM与AIE都找来武汉，同时安排住进香格里拉酒店，“上午与CFM谈，下午与AIE谈，中午都安排在一起吃饭，这让他们坐不下去了，于是他们都端起了刺刀”。
他们给兰世立的补贴开始还只是小幅度地提升，5万、10万、20万……后来幅度越来越大，50万、80万、100万……且都是以美元计。
据兰世立透露，最后，仅仅从他的这些合作伙伴手里，东星航空额外拿到的现金及相关的设备、设施的补贴便多达8000多万美元，合6亿多元人民币。
2006年5月19日，随着东星航空首航“武汉——上海”，兰世立也开始了他“危险”的飞行。
彼时，兰还沉浸在成为一家航空公司老板的喜悦之中。他在《东星十八年》一书中感慨道：“从我有飞机的那一天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让我始料未及，受宠若惊……转眼间，我就获得了与各国元首、各界名流、各界领袖平等交流的机会，仿佛一下子冲上了九霄云天，站上了天庭来俯视这个世界。”
拆东墙补西墙
很快，“从天庭上俯视这个世界”的兰世立便开始了通向“地狱”之旅。
据一位跟了兰五年多的东星员工透露，自以为聪明的兰世立在创立东星航空之前，其实是个航空业的门外汉。兰事后也曾坦承，自己的航空专业知识几乎都是在半年时间内恶补的。
据上述东星员工透露，兰最先开始与飞机租赁方进行谈判，甚至都没有航空专业人士参与，因为谈判中众多的航空业术语让兰所带领的“旅游业专家团”一头雾水，兰不得不暂停谈判，火速从航空界高薪聘请十多名行业专家加入谈判队伍。
据《三联生活周刊》一篇报道称，兰为此犯下了很多错误。
以APU（辅助动力装置，飞机在地面时向机舱提供压缩空气和电源）使用时间为例，东星航空的谈判结果是，供应商免费为前者提供1000小时的使用时间。不了解APU究竟为何物的人很可能为这个谈判结果沾沾自喜。但事实上，以东星航空所使用的空客A320飞机计算，若每天飞行10小时并其中有5个过站，每天就需要开启3-5小时，这意味着数百天之后，东星航空就将向供应商支付高昂的APU费用。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兰世立最初认为，一架飞机只需配备一名机长和一名副驾驶即可，而事实上，民航法规通常要求，一架飞机至少需要五名机长和五名副驾驶，这让东星用于飞行员的预算陡然提升了5倍。
据公开报道，当时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兰不得不开出行业天价，花300万元/人的价格（民航总局规定的最高流动费为210万元），从某航空公司挖走3名年龄已经超过45岁的机长。而为了尽快组建飞行员队伍，他开出了几乎是其他航空公司两倍价格的工资。他的这些举动，将各大航空公司搅得鸡犬不宁，许多飞行员为跳槽到东星，不得不与原东家打起了官司——不过，跳入东星之后，他们很快又因为兰拖欠工资而与新东家打起了官司。
在拿到航空牌照当年，雄心勃勃的兰世立还宣布，拟投资5.5亿元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西南侧购地千亩，建造停机坪、器材库、维修房及员工公寓等。但此计划在征地500亩后，直至东星航空破产也未动工。
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规模，兰开通了香港、澳门航线，而且是一天一班，他聘请的航空专家不同意，因为武汉市场就这么大，没有客源。但兰听不进。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些航班的上座率十分惨淡，一趟飞机上只有三五个客人的情况经常出现，兰却依然坚持照飞不误。
他很快就领略到了航空业惊人的硬性支出成本压力，但此时兰已将人生的梦想全部押在了航空之上，在《卿本无罪》一书中，他自述，“为了使东星航空成为我这一生中最为倾心的作品，我将集团的其他产业都交给别人管理，全身心地扑了上去。”
为了维持航空公司的运转，兰世立开始拆东墙补西墙，通过旗下的其他业务来为航空输血。
据武汉当地媒体报道，原兰世立旗下的东盛房地产公司于2003年开始建造的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在开工不久后即因资金短缺而暂停。2005年12月13日，12月20日，兰世立以这一项目的土地以及在建工程做抵押，两次向湖北农行江南支行借款1亿元。根据约定，这1亿元本应用于这一地产项目的开发，然而，次年10月，农行发现，当地的报纸刊登了一家名为鑫龙翔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出售光谷中心花园房屋的广告，这引起了农行的警惕和重视。
农行随后展开调查，结果发现，东盛地产将作为农行抵押物的光谷中心花园AB栋共62套商品房公然出售给了鑫龙翔房地产公司，东盛在接受了后者2756万元之后并没有出让62套商品房的所有权。而原本应该用于地产项目的一亿元借款，缩水为一千万，其余九千万款项都被兰世立抽取用于发展东星航空业务。
这次调查在农行内部引起巨大震动，包括农行江南支行行长向东在内的9名责任人均遭撤职或调离。东星几位高管也受到了严厉惩治，兰世立也因此被监禁了一段时间。
2月17日，南方周末记者就此向兰世立求证，兰认为，借款都是对方找上门来的，自己并无责任。
据一位知情人透露，此事在武汉闹得满城皆知，从此，兰便和武汉银行界结下了“梁子”，无人再敢向其放款。
然而，兰并没有从此中吸取教训。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兰竟然将光谷中心花园的商品住宅一房两卖，甚至多卖。武汉易斯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晋是接触这些案件的主要代理人，他向媒体透露：此项目中，仅通过武汉市、区两级法院诉讼处理的一房多卖纠纷、重复抵押纠纷、工程欠款纠纷案件就有203起，诉讼标的额高达3.22亿元。
2月17日，南方周末记者就此再次向兰世立求证，他再度否认，“一房多卖，是诈骗罪，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我怎么可能一房多卖呢？”
然而，关于此事，多家媒体曾公开报道。武汉一位跟踪此事多年的同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接触到的一房多卖案例就有好几起。牵涉其中的业主还曾多次堵路游行，甚至有人要跳楼自杀，让当地政府不胜其扰。
据后来与兰世立交恶的武汉市原副市长袁善腊透露，兰世立一度向与自己相熟的万科董事长求援，希望其收购光谷中心花园项目。但后者到武汉考察这个项目后，觉得太复杂，接手有困难，婉拒了。
致命借贷
求助万科不成后，走投无路的兰世立将目光转向了民间借贷。他因此而遇到了自己日后最强劲的对手——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
谢小青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他初见兰世立时，印象其实不错。“这个人没什么不良嗜好，工作很卖命，起早贪黑，四处奔波，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做事的人。所以我帮他。”
但是，两人是如何结识的，他们各自的说法却完全不同。兰世立说，是武汉市原副市长袁善腊介绍认识的；而谢小青提供的版本则是：2007年12月，浦发银行武汉江岸支行的一位行长给他打电话，说东星欠了他们一笔贷款要到期了，但东星资金遇到困难，恐怕不能按时还款，希望融众能支持一下，遂介绍两人相识。
据谢小青透露，首次见面，他并没有答应借钱，“因为当时调查之后，发现兰不具备条件”。但自此之后，陷入钱荒的兰世立就“缠”上了他，经常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他没有朋友，不来找你找谁”。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融资合同显示：2007年11月6日与28日，融众先后借给兰世立三笔钱，分别是1000万元、5000万元和1500万元，期限3-6个月，月利率在2.5%-2.6%，外加0.55%的综合管理费。这也就是后来兰世立举报信中所谓“7500万元高利贷”的由来。
今年54岁的谢小青高高瘦瘦，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头发中分，2月18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穿着黑色西服，没打领带，因为里面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圆领衬衣。这让谢看起来文质彬彬。
然而，当谢小青开口说话时，却带着几分“杀气”，“兰世立昨天在不同的媒体上，继续任意诬陷、造谣，毁坏我个人名誉和企业的商业信誉。我今天跟所有的媒体庄严宣告：从即日开始，我将对兰世立所有的违法行为以及不实之辞予以反击”。
据公开报道，谢小青早年以开办典当公司起家，在2003年左右遇到“贵人”相助，迅速做大。融众的公司网页上，称其为目前中国唯一一家总部设于武汉的全国大型金融服务机构，业务涉及典当、担保、基金、投资等多个领域。
在谢小青看来，他与兰世立之间的恩怨，就是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据他介绍，借款合同里，规定兰世立所借款项必须用于相关的地产项目，“后来才知道，他把钱挪到航空上去了”。
2008年4月，谢小青决定监管资金使用去向，与兰世立旗下东盛地产公司签订了《委托经营合同》，开始全面托管光谷中心花园项目。合同显示，项目未销售面积约为15万平方米，以6000元/平方米计算，市值约为9亿元。另外，合同里特别规定了股权事项，大意是，若兰世立3个月内不能还款，就要将东盛房产全部股权以100元人民币转让价无条件转让给融众，并同时变更东盛房产的法人。当然，如果能够按时还款，兰世立也可以100元价格赎回。
对于条件如此苛刻的借款，兰世立不可能不知道风险，只不过，他太高估自己手中的牌了。
兰世立和谢小青都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当时他们之所以签这个协议，是因为有一家巨头——来自美国的高盛银行愿意投资1亿美元入股东星航空，并且只占25%的股份。在兰世立的算盘中，高盛的钱一到，就可以立即还款；而在谢小青的算盘中，高盛入股，他的钱便没有风险，即便高盛不入股，他也有此协议保证，何乐而不为？
然而，天不遂人愿。2008年5月，就在东星航空终于拿到商务部的审批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高盛自身难保，投资计划不了了之。
据谢小青透露，当时兰世立为了让他放心借钱，还让其陪同到高盛驻香港的总部，见到了当时准备投资这个项目的一个负责人。此后，兰曾多次拿高盛的入股条件举例，称自己的航空公司在被国航重组时出价太低了，因为按照高盛的条件，东星航空的估值达到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亿元）。
“其实他没有说的是，高盛当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这笔钱投给东星航空以后，你的盈利指标要达到多少，要在多长时间内IPO，我才占你25%。如果不能达到这些指标，这一亿美元就从股变成债。”谢小青说，这其实是个对赌协议，但兰在对外界宣讲时，有意将后半部分省略了。
高盛入股的事黄了，兰世立的如意算盘便落空了。这一年，航油涨价，5·12地震、广西大洪水、海南霍乱流行等天灾人祸，更令东星航空雪上加霜。
“这么多因素，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结果是什么？全行业亏损。”在兰世立看来，他并没有错，如果有错的话，也只能说“运气太差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兰的观点似乎没错。各大航空公司2008年的年报显示，无一家盈利。而到了第二年，航油价格大幅下跌，各大航空公司又恢复了元气，“如果我能渡过2008年，或许东星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危机。”兰世立说。
可惜，这个世界并不接受“如果”。
2008年7月7日，3个月过去，到了《委托经营合同》约定股权转让或赎回的日期，兰世立没能完成最后一搏，只好与谢小青签订东盛房产股权转让协议，只不过转让价从最初的100元变成了3.15亿元。此外，融众承诺免除兰世立此前欠下借款1.54亿元及利息等综合费用，还承担东星9800万元银行贷款和8200万元债务。如果这些钱加在一起，融众实际上总共付出6.49亿元。
但是，在支付给兰世立8550万元之后，谢小青发现，东盛地产公司的股权并非全在掌握之中，有的已经被质押出去，有的已经被法院冻结。
“他满嘴谎话，突然一堆外债冒了出来，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他最起码要保证股权是完整的，并且融众不会对隐匿事项或债务负责。”说到这里，谢小青激动起来，语气里透着愤怒：“没想到这竟然是个烂摊子，光是‘一房多卖’惹来的官司就有二百多起。”
在此情况下，谢小青拒绝支付剩余现金，兰世立再次陷入了危机。
引入国航
此时的兰世立已是四面楚歌，其最初由地产（东盛房地产）及旅游业务（东星国际旅游）向航空业务“输血”的设想不但没有实现，相反相互拖累、掣肘。甚至一度爆发高管讨薪事件。
急于摆脱危机的兰世立，此时便萌生了卖掉东星航空或者部分股权的想法。据谢小青透露，兰先后接触过深航和海航，但都因对方出价太低而作罢。
“到深圳见深航领导时，还是我陪着去的。”谢小青说，最终，谢通过朋友找到了国航，“也就是说，国航重组东星航空，严格意义上说，是我引荐的”。
对谢小青的这一说法，兰世立并没有否认，只不过，在他看来，这是谢小青设下的一个更大的圈套，“不然他为什么要帮我引进国航？”
谢将兰世立的话视为“忘恩负义”。2月18日，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谢小青透露，重组内幕他是最清楚的，因为他是全程参与者，同时表示暂时不方便说，等到合适的时候，再专门向媒体讲述。
这样的机会很快来临了。2月25日，兰世立在北京再次召开发布会，举报谢小青私刻公章、伪造公文、骗取国家土地等，并公开“悬赏”100万征集谢小青及袁善腊的犯罪证据。
这再次激恼了谢小青，第二天，谢再次接受媒体专访，抖出了更多内幕。
据谢小青介绍，国航表达了重组意愿后，他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了兰世立，兰喜出望外，“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无法形容”。接着，兰便和他一起赴北京面见国航领导，双方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对国航来说，能够重组东星，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武汉的航空市场最老牌的是南航，其次为东航，国航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进入这一航空枢纽，如果能够重组东星，可谓一举两得。
“那个时候的兰世立，可以说，几乎天天与我形影不离。”回忆起那段日子，谢小青的愤怒才稍稍平息。“我俩都爱吃冰激凌，那时候他天天来我办公室吃冰激凌，饿了就叫几个油饼、两碗粉，也就在办公室吃。”
说完，谢小青突然提高了语调：“明天不能开庭，如果开庭，我准备带几个冰淇淋，带碗粉，带个油饼，当面问问他（兰世立）还记不记得那一幕，乞求我的那一幕。”
谢小青说，兰将国航的到来视为一次脱困的绝佳机会，他甚至签署了一份全权委托书，委托谢小青就中航重组事宜进行全权谈判——谢小青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这份委托书，上面确有兰世立的签名。
兰世立没有解释为何要签署这份委托书。东星集团一位前高管说，此时，东星旗下的东盛房地产已经划入了谢小青名下，而东盛房地产是东星航空的第二大股东，对谢小青来说，如果东星航空被顺利重组，他作为第二大股东，可以变现也可以继续持股，“兰世立当时确实已经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人，而谢小青也乐见其成，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后面还继续搅在一起的原因”。
政府之手：“兜底”与“重组”
不过，作为国企的国航非常慎重，特地提了一个要求：不能与东星对接，要与武汉市政府对接。
武汉市原副市长袁善腊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当时国航不相信东星，重组东星的话，需要政府出面担保。”站在国企的角度，国航的逻辑再正常不过：有了政府担保，即便出事了，也有人兜底。
袁善腊跟兰世立是老相识。据东星一位前高管透露，当年创办东星航空的时候，袁善腊帮了不少忙，“带着去找省市领导”。
正是由于袁善腊帮忙，兰世立的东星航空才获得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政府的支持，并取得民航总局的批文。一个他亲历的情况是，在武汉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东星航空在短短27天的时间内，就办完了筹办航空基地550亩地土地的手续。
但是，对于这些，兰世立统统都否认了。他说，自己之前与袁善腊并不熟，“说得难听一点，他还真不够资格跟我打交道。你说湖北首富打交道的是什么人？是省长、市长，他一个开发区主任，还真不够级别。”
据上述东星前高管透露，兰早年的企业都在武汉东湖开发区，1991年，袁善腊从武汉市委研究室调到东湖开发区担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此后的10年间，其一直待在东湖开发区，且官居要职，“东星是开发区的明星企业，两人不可能没有交道”。
而据兰世立的大哥兰宏旺透露，早在2002年，其老父亲兰起义去世时，已经是武汉市副市长的袁善腊还曾送过花圈。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袁善腊也并不讳言此前两人的交往。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7年2月，他还曾出面协调，帮助兰世立避开了一次牢狱之灾。当时兰世立在辽宁有一笔500万元借款，因抵押资产不实，涉嫌诈骗，沈阳市公安局进行了公诉，兰世立被拘捕。
据袁善腊透露，在国航的要求下，政府此时开始介入东星航空。然而，作为东星航空所在地的武汉市政府，其角色同样耐人寻味。
据《三联生活周刊》早前报道，在东星航空和国航接触之前，武汉市政府其实就已经用信用在为其做担保。
2008年5月，因为拖欠民航建设基金太多，国家民航总局停飞了东星航空武汉到上海的航线。国家民航总局财务司的领导为此专门找到了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的袁善腊，向其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停飞的航线在交上钱后就可以恢复；二是地方政府应该适当支持民营航空公司的发展。
袁善腊回忆，由于“当时快开奥运会了，考虑到航空公司的安全风险，和对武汉市投资环境的声誉影响”，出于保护地方龙头企业的考虑，他决定帮东星航空一把。
于是，在袁的协调下，由一家国企和一家民企出资，用光谷中心花园的部分资产做抵押，前后支付给国家民航局两笔款项共9000万元。
事后再看，正是从这一步开始，东星航空的命运就和政府绑在一起了。
所以，当国航表示愿意重组东星航空时，政府立即就表示出了浓厚兴趣，袁善腊说，他和相关省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拜访了中航集团的领导。
对政府而言，这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一方面，能够立即解决东星危机，化解眼前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之前垫付的9000万也有了着落；而更为重要的是，引进一家巨无霸央企，对提升武汉市的地位和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兰世立一直对外宣称，从引进国航开始，东星航空就注定成为了“牺牲品”。此时，他已无能为力，因为，东星航空已经到了破产边缘。
据媒体报道，由于东星航空拖欠中航油方面大量油款，对方提出“不见现金不加油”，有一段时间，东星的飞行员不得不用铁皮箱子装着现金飞行。东星租了9架飞机，由于航材紧缺，只有8架正常飞，另外一架则被用来拆零件用。2008年12月开始，飞行人员的飞行补贴就已停发，2009年1月份的工资也没有着落。
据谢小青透露，东星航空由于拖欠GE公司的飞机租赁费，临近年关，GE公司通过外交途径，找到了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要求查封兰世立的飞机，申请执行东星航空破产。
兰世立束手无策，向国航求援。谢小青说，国航那一年刚好在北京近郊开年终总结会，兰世立直接跑到会场，向中航集团的负责人提出，希望对方能借一笔钱度过危机。此时，国航只是答应重组，尽职调查还没来得及开展，“按理说，企业重组八字还没有一撇，尽职调查都还没有做，是不可能借钱给你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航为了表示最大的诚意，还是答应了。”谢小青说。
不过，为了确保资金安全，对方提出让融众和武汉市政府的一家国企——武汉高科作为担保人，最终，国航借给了兰世立5000万元。
2009年1月7日，《关于收购东星航空的意向性协议》在武汉签订。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个应该只在甲、乙两方（国航和东星航空）间进行的交易，签订协议时，参与者却有甲、乙、丙、丁、戊五方——除了兰世立、中航集团（国航隶属于中航集团）外，还增加了武汉市政府、融众集团、武汉高科。
协议明确了各方承诺，其中，武汉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有二：一是承诺中航收购东星之后，若有未披露的隐匿事项导致纠纷发生，要出面协调解决；二是承诺中航集团收购后，对东星航空的各项支持政策不变。而新增加的国企武汉高科，则是政府信用担保之下的操作载体，它承诺“协议签署后，若中航给予东星航空资金支持，需对资金承担担保责任；若最终收购未成，则负责返还该笔资金”。
随后，中航集团开展了积极的收购行动，派驻了一个五十多人的工作小组进驻武汉展开尽职调查，不过，东星航空暴露的问题很快就让各方感到了丝丝寒意。
时任武汉市交委巡视员的周志余在向市领导汇报时陈述：“兰世立为了筹钱，早已把东星航空的股权抵押得干干净净，东星航空早就只剩下一个空壳了。”
据当时的报告，在东星航空的股权结构中，原来东星集团占40%的股份，已由农行冻结；原来东盛地产公司所占32.7%的股份，因为官司未了被法院查封；东星国旅所占20%的股份，抵押给了郑州机场；剩余7.3%的股份也已经抵押给了融众。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2009年2月6日，中航集团再次明确向武汉市政府提出：不能只跟兰世立打交道，政府必须出面，承担东星航空有关债务纠纷方面的事务。
两天后，袁善腊主持召开会议，正式由市政府成立一个推进东星与中航重组事宜的工作组。至此，政府的角色正式由“协调”变成了重组的主角之一。
“这是在敲诈政府”
2009年3月10日，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与中航集团总经理孔栋，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湖北大厦，签署了一份“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构架性协议”。湖北省与武汉市多位领导出席了签字仪式。
根据该《协议》，中航集团将把武汉作为其国内核心网络枢纽进行高起点建设，将逐步增加中航集团武汉公司的大型飞机拥有量，力争2010年达到15架，2015年达到30架。同时，增加武汉始发、经停至亚洲、欧洲、美洲的国际航线。
第二天上午，中航集团便派出了由副总经理樊澄带队的接收组飞赴武汉，就国航重组东星航空的具体细节问题进行交接。
在政府的推动下，兰世立终于与中航方面达成了收购条件。按照协议，中航集团以象征性的1元人民币价格，收购100%东星航空的股权，同时承担东星航空约4.5亿元的债务；以归还借款的名义，向兰世立支付先前他投入到东星航空上的1.4亿元；再加上先前已经支付的5000万元和要支付给郑州的3000万元。这样算下来，中航为重组东星航空所付出的大约在6.7亿元。
据谢小青透露，这些都是明面上的条件，还有一些暗面上的条件，各方已不愿去提及。比如，为了促成合作，国航还将外人很难拿到的国内售票代理系统给了兰世立，“兰当时和我说，光这个一年就可以挣几千万”。而且，武汉市给国航用于建设基地的800亩土地指标中，国航还同意将其中的300亩和兰世立共享。“可以说，中航集团表现的是一个非常高的姿态。”谢小青总结说。
据谢透露，兰对此并不满足。2009年春节，拿到国航预先支付的5000万后，兰世立的态度便开始180度转弯，打电话不接，对中航的尽职调查也不再积极。
按照约定，2009年3月13日为国航和东星航空的最后交接时间。
可是，就在这天下午四点，在外考察工作的袁善腊，接到了时任武汉市交委巡视员周志余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兰世立突然又向市政府提出了4个条件。根据袁善腊的回忆，其中两个条件是：将武汉龟山脚下洗马长街交给东星开发，而且容积率在4以上；在先前预留给东星航空的800亩土地中，以每亩20万元的低价，划出300亩给东星开发。
“兰世立这是在敲诈政府。”袁善腊说，他当即回复周志余，龟山片区按规划容积率是0.8，更何况土地要“招拍挂”，兰世立的条件政府不能答应。
又过了两个小时，周再次来电：“兰世立不见了。”
当晚，兰世立单方面发布了一份声明，拒绝与中航集团合作。其中列了三条理由：“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与本公司因为思想理念和做事方法差异较大，与其难以合作”；“我公司规模太小，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太大，难以形成商业合作的基础”；“我公司的经营理念与其难以达成共识”。
据谢小青透露，兰世立在拿到国航提前支付的5000万后，用其付了一些航油钱和飞机租赁费，给一些员工发了工资，暂时度过了危机。同时，也有了新的想法——在失去航空公司后，他希望能换回更多的东西。
对兰此举，谢小青非常恼火，“我那个时候经常跟他吵架，你不能这样做啊，你已经拿了人家5000万了。但兰世立就说，你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不重组。”
当问到当时为何反悔时，兰世立这样回答南方周末记者：“什么叫反悔？我反悔是因为我签了合同要转卖给你吗？没有。我谈判正常啊，我不谈也正常。”
兰的临阵变卦，让国航和武汉市政府措手不及。第二天一早，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者已经不仅限于袁善腊这一级别的领导。至此，东星航空事件，也不再是一家企业重组那么简单了。会议决定的第一条，就是当晚零点东星航空停航。
据袁善腊透露，就在会议进行到上午10点左右，与会的武汉市公安局长接了个电话。挂掉电话，他告诉大家：“兰世立抓到了，在珠海海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随后，一切便开始加速进行。
2009年3月14日中午12时，袁善腊和武汉市交委主任彭俊约见民航中南局、湖北民航局主要领导，通报了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当晚零点，东星航空正式停航——对一家航空公司来说，这等于是宣判了死刑。
袁善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随后他便飞赴北京，面见了国航领导，试图挽回局面，但对方一口回绝：“对不起，合作的大门已经关上了。”
和解已无可能，东星航空的破产清算被加速提上了日程。2009年8月26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东星航空有限公司破产。
次年4月9日，武汉市中院认定，兰世立逃避追缴欠税5000万元，犯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兰世立创立的东星航空，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画出一条绚丽却黯淡的抛物线后，便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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