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潜力巨大，具备后发优势以及创新意愿。如果亚洲能够在这一轮革新与创新的浪潮中把握际遇，实现更多的自主创新，并围绕革新与创新加强外部合作与内部互联互通，将有可能使得亚洲再次实现一轮经济腾飞，甚至实现长久、可持续的亚洲富强梦。
如何激发亚洲的本土创新？何为亚洲的创新路径？西方两百年来的创新兴衰能为亚洲提供何种借鉴？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应该如何围绕革新和创新互联互通、深化合作？——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延伸的话题。
今年，《博鳌观察》再次携手全球著名经济学家费尔普斯、魏伯乐、陈志武等，与众企业家进行深入对话，解析亚洲的创新难题，为亚洲企业的创新寻求实现途径，推动亚洲各国、地区政府于政策层面对创新给予持久鼓励和促进。
联讯创投公司共同创办人郑志凯对经济学家的提问做出了以下回答：
罗纳德·科斯：与英国18世纪以及美国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比，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稍逊一筹。您是否认同这个评价？您认为自己在创新方面面临哪些主要困难？
郑志凯：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看时间。当然在此时此刻来看，中国目前的很多创新还是跟着西方的脚步，但是我现在可以逐渐看到新的一代创业者，他们有相当程度的企图心，整个创业的环境也比较成熟。所以如果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我们再来检查中国的创新状况，可能会看到在一些比较突破、与众不同的创新，这一点我是有相当程度的信心。
在创新方面，我个人体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取舍，想要与众不同和还是要迅速看到结果。如果是后者，当然会走一条比较容易的路；如果是第一种选择，通常越是艰难地创新，未来是越不确定的。
科斯：就我所知，在中国向着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所扮演的角色较为有限。随着中国不断进步并完善自身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家很可能将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作为企业家，你们认为经济学家应该解决哪些最重要的问题？你们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有何建议？
郑志凯：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是中国的经济学家跟政府部门的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彼此之间是不是有相互的信任？同时有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决策系统，把学者各种不同的想法融入到整个政府的决策体系里边？现在看起来，经济学家与政府部门之间互动的渠道并不是非常清楚。现在有很多各种属于民间、或是学术圈之间的共识，这些共识能不能够跟政治圈的一些决策，有某种程度的交集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预测的故事。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国家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经济中的创新率。在亚洲企业界领袖们的心目中，推动亚洲自主创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是在政府层面？资金层面？是企业家投身于创新的意愿不足？是对于失败风险的担心？还是亚洲人不愿意标新立异，去尝试不同的路径？
郑志凯：我想以上因素都有吧，但那每一个成分的比例又会随时间而改变。创新通常都是需要比较多的环境支援，这环境包括了第一需要有投资人和投资；第二是社会上会不会给创新者掌声；第三是整个经济环境会不会给创新者一个适当的报酬，以及智慧财产权的环境。
总体上，亚洲国家的创新，我相信都会改善，创新的环境这些都会改善，没有根本地，不会改变的原因存在。
魏伯乐：你认为气候友好的增长在中国有发展机会吗？
郑志凯：我觉得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一定会一些碰到瓶颈，不管是政策的瓶颈，经济的瓶颈。中国作为全世界一个生产基地，当然也背负了很多不同的责任。但也有很多政策，应该可以改善，现在我认为气候环境不是一个理想的状况，有非常非常多改善的空间。
气候、环境的改善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个是预防，预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采用预防措施，让最坏的状况不会发生，或者减低社会负担成本；那第二种方式，就是不管它，直到有一天，环境的问题会严重到你非要管它不可，当然被动应对的成本代价会是更高。
陈志武：鉴于中国经济转型面对挑战。在中国经济这个转折点，你认为你在中国内地的企业更应该侧重国内市场，还是更应该在海外发展，包括海外投资与并购？
郑志凯：中国的国内市场非常大，那所以企业可以在国内市场很成功，成功到可以成长为世界级的公司，比如说像阿里巴巴。但是我想，如果中国真正要变成世界级的一个重要经济体，企业一定要到世界的经济舞台上去。那么企业当然要从国内拓展到全世界。要拓展到全世界，并购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快速的方式，这也是西方国家他们过去成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但我们在这方面的这种方法、经验、还有制度可能也要有所改善。
陈志武：中国跟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继续升温，这些影响你在中国内地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方向吗？如果今天还没有影响，将来是否会？这会让你减少境外投资还是会增加？
郑志凯：对新创公司来讲，目前在这几个国家彼此之间的交流并不算密集。至于我们自己投资的公司中，刚所提的几个国家都不是这些公司的主要市场。我认为，在较短时间内，在比较直接的层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可能对新创公司的影响不大。但在整体的层面，企业的环境事实上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国家间关系总是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张力。我有次参加一个董事会，董事会有一位菲律宾人，他本应该来北京开会，但最后没有出席。
我想，国家间关系也是我们整个亚洲地区将来一个重要的挑战吧，欧洲可能已经过了这个阶段。那么亚洲如何能够学习欧洲学习，也能够顺利地度过这样一个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陈志武：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计划？是要增加在中国国内的投资，还是减少？
郑志凯：这么伟大庞大的计划，细节我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我的感觉是，这个中国是把持续发展经济作为一个政策实行的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中国的宏观政策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正面的影响。当然所有的经济的发展轨迹都不是直线，会上上下下，会碰到瓶颈。那我们的挑战是：什么会是下一个瓶颈？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去应对这个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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