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名词特别火，就是“淡马锡模式”。关于在这个模式上的争论，您作何评价？您认为淡马锡模式在国有企业中走得通吗？
周春生：国内政府部门、经济学界对于新加坡淡马锡的关注和研究实际上已经有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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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在这种国有企业的问题实际上很大层面上是治理的问题，包括我们现在讲混合所有制。你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混合所有制”他的界限在哪？现在的中石油，中石化都有很多的股东。
主持人：对呀，都上市了啊。
周春生：是啊。你看它有国有股东，有机构股东，有民营企业的股东，也有我们有一般的老百姓股东，那这也就是混合所有制。
当然比如说,我们经济学的前辈厉以宁教授等等最近也是特别推崇混合经济所有制。我想他们强调混合所有制的意思可能是想强调更进一步的减少国有股权的比例，有更多大型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根本上怎么规范治理，包括让我们的董事会治理的过程，包括董事会的产生等等，以前我们很多国企首要领导由组织部门任命，中小股东其实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这种任命的方法，组织部门是管大的干部。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很多的高官不把自己当成企业家而是把自己当成官员。我相信淡马锡等等考虑的不是这么一个问题，你想，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公司的董事长，公司的CEO应该听股东的，现在当然按照原有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考核等等办法他们更多的可能不是听股东的，而是听一个股东的或者是组织部门或者是听政府的，如果只听政府的，民营企业如何得到保护，如何得到应有的尊重？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不管学习什么模式，最根本还是要把我们的整个商业环境、包括法制环境打造好。
主持人：所以这不是简单的一个模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周教授：对。有一些东西甚至已经根深蒂固，我们国有企业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运营的。很过央企国企的上升机制更像是政府部门，只对上面负责，如果高层领导满意了，那我的位置就稳了。好比如果我是中石油的董事长，只要中央对我满意就可以了。至于小股民不满意，或者经营业绩不好都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几大国有银行里面，业绩最好的银行，它的主事者未必就能得到提拔。
主持人：恩，比如像工农中建这四家商业银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可能会给他们一些任务。
周教授：对，这个任务如果是中央给的，这就有问题了。作为企业经营者，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作为国企的投资者，我追求的我个人的利益，这跟我更没关系。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机制的根本的问题，还是有治理环境，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等等的问题。
主持人：所以在您看来，目前的国有企业能否走到一个现代企业可能涉及到非常多层面的问题，可能甚至还涉及到政治结构上的问题。
周教授：一定是有关联的。当然，我们在进步，包括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略，也提出了简政放权，进一步的完善市场机制，实际上国有企业的运作也需要进一步的依赖市场机制，按照市场的规律来作，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国企的改革牵扯到很多方面的利益，所以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也不会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去做这样突变性质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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