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于2014年5月10日——5月12日在清华大学举办。论坛由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共同承办，搜狐财经做为活动首席合作媒体，全程参与报道。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在上午的“全体大会二 暨首届中国金融政策论坛”上表示权责对称的管理体制是金融改革的一个方向。他指出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影子银行业务发展最快，影子银行的发展使得各类机构业务越来越相近；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稳定和微观金融机构的盈利性和成本构成了冲击。
对此，陆磊认为：无论“一行三会”模式如何调整，地方金融监管的制度或许应该考虑建立起来，还有跨境的监管协调机制应该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跨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以下是发言实录：
陆磊：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我尽可能节约时间，跟大家讨论一个主题，如何探索权责对称的监管体制。
至于为什么列这样一个主题，而没有把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加以区分，这是因为在理论上还没有一种观点可以说服我，为什么我们必须区分宏观或者微观。这是因为当我们研究宏观的时候知道很多数据，那么我们必须知道数据背后的故事，也就是说微观的这些交易者到底在做什么。反之，当我们研究观察微观的这些交易行为的时候，也一定要知道它所造成的宏观经济的后果是什么。
第一个观点，我们说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马上就可以反应到，就中国而言，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讨论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同时也可以观察到，在资本项下可兑换还没有充分完成之前所出现的微观层面的热钱流动，并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出现了央行的外汇占款的变化，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和全社会融资总量的变化。所以从微观变到了宏观，因此反过来，如果我们期望得到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管体制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有必要把微观和宏观加以足够的切割呢？于是问题就来了，什么才是一个合适的管理机制或者是体制？我想来想去，恐怕权责对称的管理体制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方向。我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几个：
为什么要权责对称？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观察到了正如科恩主席所说的，世界各国都在做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或者改革，美国提出G20专门下的类系统，并且在美国多德弗兰克这么一个法案的我推出要重新观察。巴塞尔三的落地和实施，让我们观察银行体系应该按照怎样的规则观察，应对危机。欧盟也在做金融监管的改革，比如成立了ESRB和ESFS。这些东西纷繁复杂，中国是否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变化呢？这是第一个问题，不能称之为结论。于是引申出一个结论，国际上的变化基于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想还是权责对称。
大家注意到没有，危机发生了，谁来买单，如果存在一个买单者，美国通过QE来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救助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既然你花了钱，是否有必要对这些机构的行为进行一定的观测，并进行一定的事前校正呢？
第二个观点，假设我们不观察国际层面的变化，我们可以观察到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济发生变化了，作为世界工厂，由于全球总需求的萎缩，致使我们无法再承担高速的出口增长给国内带来的这样一种盈余或者这种红利，因此，国内实体经济到金融部门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经济周期被打乱了，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发生全面变化，并对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极端挑战。其中有如下几条：
第一，危机后发展最快的影子银行是在中国，影子银行的发展使得各类机构越来越长的那么相像，我们很难区分基金公司和商业银行到底在资产管理方面存在哪些差别，这是第一点。
第二，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稳定和微观金融机构的盈利性和成本构成了冲击，这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我按照高息从老百姓那里拿到钱转存到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成本上升盈利性是否能得到保证？盈利性得不到保证，未来的金融稳定是不是足够让我们怀疑呢？如果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过高，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会是什么样呢？会不会出现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只有投机行业或者资产价格才值得我们炒呢？
第三，中国是个大国，在投资地方负债和区域性金融监管责任方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样设计或者怎么样分担呢？所以，这又是一个权责对称的问题。
大家也知道现在谈到影子银行刚性兑付问题，这就是一个权责对称，谁该为此承担责任呢？所以，这是第二个主要观点，供大家参考。
第三个观点，综合以上两点，中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无论立足于宏观审慎也好，微观审慎也好，有哪些重构的可能性呢？于是，我们有以下三个子观点：
第一，我们是单一目标还是双峰目标，大家知道英国的事件和之前澳大利亚的事件可能是按照双峰目标实现的。所以，它是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进行切割的，宏观层面上我们要确保审慎，确保金融体系性稳定，我们有央行的金融稳定局。微观上更立足于消费者保护，也就是合同是什么？合同说明的透明度是否充分，是不是双方都按合同履行，以避免欺诈，这就是所谓的微观审慎。在我们看来，这两者是不是有统一的可能性呢？
第二，是块还是条，中国是大国，以条线实施监管更容易实现金融稳定，但一定会以效率损失为简体，这是因为庞大的国土面积，差异巨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不同的金融风险总属于都导致着我们会面临一个资金的跨区域流动问题，资金的跨区域流动会不会使得区域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差距进一步拉大呢？如果按块状设置倒是获得了权责对称的可能性，但不能避免免费搭车。所谓免费搭车就是指有一些金融机构寄希望当地政府给我提供隐性担保，谁的孩子谁抱走，我是你的孩子，你把我抱走吧，这会不会压抑金融部门创新的动力和空间呢？复杂性。监管机构之间的责任区分和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上的难题，比如我们会谈监管俘获，等等。这些问题我就不具体展开说了。所以，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面临着监管制度理念上的变革。
第四个观点，既然如此，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推动我们建立权责对称的监管制度呢？这是第一点，中央和地方或许应该进行监管层面的分工，中央金融监管应避免过度的微观渗透。可能出现的问题由谁来承担呢？地方的金融办、金融局是否有可能发展成地方性的区域性的监管体呢？这在中国的山东省已经进行了实践。第二点，还必须要为创新预留空间，比如监管规则下我们的金融产品已经趋同了，其权利义务关系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同时也应该教育消费者，作为监管体而言，或许在未来纷繁复杂的创新会使得账户成为核心环节。我们现在是不是经常问这个问题，金融跟实体经济相结合怎么结合？一定是账户。无论什么金融产品，你这个资金流到谁那里去了就可以观察到它是跟实体结合还是不跟实体结合的。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功能监管，以账户为中心的监管设计恐怕就可以提出来了。第三点，“体检”还是“遗嘱”，现在全球监管谈遗嘱，但是问题是中国很特殊，中国有庞大的准备金或者备付金，这部分是不是本身具备保障功能呢？此外，我们要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存款保险机制建立起来之后，是不是有可能在事前对金融机构进行体检，并进而实施差别性的保费，以实行对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的内在激励呢？这就是我今天所谈的主要观点。
下面是一些基本的展开，我只是告诉大家宏观和微观为什么要结合，宏观层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全社会融资总量的上升，微观层面看到的是脱媒，也就是影子银行的崛起。宏观层面上看到融资脱离实体经济，微观层面上看到的是缺乏优质借款人，实体经济的负债率实在太高，这两者能分开吗？比如宏观层面看到资产价格泡沫化，微观层面看到的是他们往往是更优质的借款人，比如政府的融资平台。
在宏观层面我们看到的是融资平台的总量问题过于庞大，但在结构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各地的负债率并不尽相同，各地的评级也不尽相同，的确存在评级很高的借款人的负债率并不高，是不是有可能存在谁的孩子谁抱走的更加好的监管安排呢？地方的风险和管理应该是由谁来办呢？再比如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利差和在香港的NDF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热钱的流动。所以，我们要问我们屏蔽的效果是否充分呢？资本的严格管制是否有效呢？
所以，结论是功能监管的重要性应该提出来，无论“一行三会”模式如何调整，地方金融监管的制度或许应该考虑建立起来。还有跨境的监管协调机制应该建立起来，最重要的是跨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请注意外部性，当我们观察到一些国家实行放松的或收紧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对另外一些经济体构成外部冲击，这些冲击也会影响到受冲击国的宏观的金融稳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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