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
进行推断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这一趋势对市场、政策制定者、家庭和企业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但挑剔的观察者了解线性思维的局限性，因为他们知道，线条会弯曲，有时甚至会折断。这就是今天在评估塑造全球经济的两个关键因素方面的情况。这两个因素就是与美国政策相关的风险，以及中国经济的状况。
量化宽松开始时是一项崇高的努力——作为美联储对一场痛苦危机的孤注一掷的解药，是及时的，也是得到充分阐述的。
具体产品融资业务和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加在一起，使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到2009年3月为止飙升至2.3万亿美元，而危机前的2008年夏季却保持在9000亿美元的水平上。而遭受危机的市场的深层封冻则解冻。
美联储的错误是推断休克疗法不仅可以挽救病人，也会促进持续复苏。从2009年年底到今天，另外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又扩大了2.1万亿美元，但在启动实体经济方面却收效甚微。
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央行缓解危机和促进复苏的努力不同，中国实施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以便在危机最严重时期启动其疲软的经济。中国的努力带来了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立竿见影与急剧的增加。
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北京后来没有作出狂热的推断。中国官员认为，他们在2008年到2009年的行动是一次性措施。他们要比美国同行快得多地直面了在危机最严重时期采取的政策的危险性。
美联储继续对量化宽松政策对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屑一顾。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当局对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产生的新风险有清醒得多的认识。他们迅速采取行动，消除了许多风险，特别是由过度借贷、影子银行和房地产市场所带来的风险。
对中国官员是否已经做得足够的问题还没有定论。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到了，尽管这样的看法今天属于少数。在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面前，中国本来完全可能恢复到其以前的方法。但它没有这样做，这表明中国领导人愿意制定一条不同的路线。
中国在这条战线上已经兑现了承诺，因为它放弃了已经成功地指导国家经济发展超过30年的一个增长模式。它认识到，有必要放弃主要集中在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生产（通过制造业）方面的模式，切换到一个以私人消费（通过服务业）为导向的模式。这种变化将给中国一个更好的机会，使之避免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陷阱之所以使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陷于困境，正是因为其政策制定者误认为，早期起飞阶段的增长策略足以使之获得发达国家地位。
美国和中国的情况并不存在于真空之中。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将两者绑在一起，难解难分。接下来的问题是，两种不同的政策策略——美国的停滞不前和中国的再平衡——的后果是什么。
其结果很可能是“不对称的再平衡”。随着中国改变经济模式，它会从盈余储蓄转移到储蓄吸收——动用其资产为社会保障网融资，从而缓和恐惧驱动下的预防性家庭储蓄。相反，美国却似乎有意维持目前的路线——即认为，过去行之有效的低储蓄、超额消费模式将继续在未来顺利运作。
要调和这两种方法就会产生后果。随着中国调整盈余储蓄来养活自己的公民，剩下来用于支持储蓄不足的美国人的储蓄就会较少。这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吸引外国资金的条件，从而导致美元走软，利率上升，通胀上升，或所有三者的某种组合。作为回应，美国的经济逆风会刮得更猛烈。
人们常说，危机绝不应该被浪费掉：政治家、决策者和监管者应该积极面对水深火热的时刻，承担起结构修复的重担。中国看来是在这样做。美国却没有。相互依赖指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美国即将被困在线性思维的危险之中。
（作者为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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