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
近期，一只10亿元并购基金的募资，“投资人在2天内就缴清了出资额。”一位诺亚财富人士说。
这只并购基金聚焦国有企业混和所有制改革过程所产生的并购机会，从酝酿设立、到募资路演、投资者风险承受力评估、最终敲定出资人名单，总共耗时近半年。
由于基金参与国企改制投资并购，高净值群体在募资路演过程关注的投资话题，要远远多于一般股权投资基金，包括，基金管理团队是否拥有驾驭国企改制并购的政府资源；国企改制并购的投资回报是否更高；如果国企改革进程拖延导致投资项目无法在基金到期退出，基金管理人有没有其他方式协助出资人套现股权等。
尽管投资顾虑重重，但淘金国企改革的丰厚利益诱惑，依然令高净值群体趋之若鹜。
对标民间借贷？
“只有在募资阶段，你才会发现高净值人群的各种投资顾虑，会比原先我们预估的更复杂。”一家汽车产业投资基金人士王超（化名）透露。
这只汽车产业投资基金总募资规模为10亿元，单个出资人的最低出资额为1000万元。而它即将投出的第一单，正围绕国企改制展开。
具体而言，基金将北京一家研究院研发的汽车高强度钢板生产技术，引入重庆当地一家连年亏损的国有钢厂，帮助后者实现主营业务转型。为此这只基金拟出资1亿元，研究院与国有钢企则分别以技术、生产线等资产入股，共同组建一家合资的汽车钢板生产企业，一旦这家钢企通过改制与引入新技术实现经营业绩改善，将通过股权回购方式帮助这只基金在2018年项目退出。
据基金内部测算，这个国企改制项目预期年化回报率在12%-20%。
当这只汽车产业基金管理团队向高净值群体解读这个项目改制进展与获利模式时，部分投资者担心国企改制的实际操作难度不小。
这家国有钢企要通过生产线与资金入股，得先解决人员安置、生产线调整等问题，都需要经过当地国企主管部门许可。任何一个环节的行政审批出现推延，都会直接影响企业改制与主营业务转型的操作时间表，相应的投资回报周期也被拉长，最坏情况是当产业基金到期时，企业经营业绩尚未达到大股东回购的条件。
为此，王超花费大量时间向这些高净值人群讲解当地政府对这项国企改制项目的支持力度，试图打消他们的顾虑。
但他最终发现，令出资人最心动的是，基金管理团队承诺一旦出现上述最坏情况，将协助这些出资人转让基金份额套现。尤其是一些民营企业可能成为理想的接盘者。
这些民营企业打算借助投资这只基金积累汽车企业资源，进而推动业务转型，比如纺织企业开始涉足汽车座椅生产领域等。
“但要让投资者对国企改制项目预期收益率感到满足，才是最难的考验。”王超说。个别高净值人群都会将国企改制项目的年化投资回报预期，与同期民间借贷利率做比较—若民间借贷利率超过20%，上述国有钢企改制项目的12%-20%年化收益预期，就缺乏一定吸引力。
为此，这只汽车产业基金管理团队一度考虑调低高净值群体的募资比例。令人意外的是，这些高净值人群一方面觉得国企改制项目预期收益偏低，一方面却有意签订投资意向协议。
很快，王超发现其中的奥秘—对于淘金国企改制项目，出资人有着自己的另类套利盘算。
另类套利“算盘”
在王超看来，所谓的另类套利，无非是“中途”购买地方政府按约定价格出售的国企改制项目股权。
“其中存在着相当可观的套利空间。”他直言。为了鼓励PE基金投资当地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会向PE基金提供一定额度的财政出资，但这笔资金仅仅作为引导资金，在投资当地国企改制项目2-3年后，就按约定价格向基金其他出资人转让相应份额。由于这些基金份额售价往往低于实际估值，自然产生一定套利空间。具体做法是，这些出资人事先和基金管理人达成追加投资的口头协定，一旦有政府资金中途撤离，相应的基金份额将优先向他们出售。
这项另类套利方法同样被高净值人群视为控制投资风险的一项法宝。
“如果政府部门向汽车产业基金注资，出资人会感觉政府利益与自身利益相互捆绑，有助于推动基金所投资的国企项目顺利完成改制，并推动企业经营业绩持续好转。”王超直言。
为此，募资路演期间，他所在的这只汽车产业基金经过多次沟通，最终得到当地政府部门近亿元出资。
上述PE基金主管指出，高净值人群之所以青睐拥有政府出资背景的PE基金参与国企改制，还有另外的套利算盘，即基金可以为国企改制投资项目向地方政府争取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科技成果转化引导资金、地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等，这些因政策扶持被节省的国有企业改制经营成本，自然转化为更高的投资回报。“有时，一个国企改制项目通过各项政策扶持，相应的年化投资回报率还能再提高3%-4%。”他直言。（编辑 付玉）
作者：陈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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