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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
8月28日，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院、人文经济学会、搜狐财经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2014人口与城市化发展论坛”。以下为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的主题演讲发言。
主持人：感谢黄教授的演讲，黄教授演讲过程当中引用了很多数据，分析了北京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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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感受和我们现在的观感是一致的，比如说北京很堵，空气差。但是按照黄老师刚才讲的东西来说，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将来会面临一个更加拥堵的北京呢？还是空气更不好的北京呢？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有一点我很想知道，我希望能从下一个演讲者身上能得到一些了解。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状况？我们的解决途径，除了完全放开户籍制度，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下一位演讲嘉宾是人文经济学会的理事，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老师，他给我们讲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之路，有请。
陈志武：目前为止，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是关于人口增长、人口减少、人口结构、人口政策的话题，我先说几句。如果我们稍微不注意，对政策给予的希望太多，很容易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中国人口结构方方面面之所以有这个结局，其中一个很大原因跟政策恰恰是有关系的。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所以鼓励中国多生育，到后来一胎政策严格执行，变成了另外一个极端。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又走回毛主席的那个思路，重新回到人多力量大的这样一个政策取向？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犯那样的错误。我觉得要尽量少一些，而不是更多，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人口的问题，特别老龄化的问题以后，如果重新把更多的希望，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新的政策上面的话，那会非常容易带来更多的扭曲。我们千万要避免基于单一的一个目标去对政策做太大调整。因为当初推出一胎政策的时候，当时的目标非常的单一，就是控制中国的人口增长，但实际上控制人口的增长，由此引申出来的一胎政策，对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文化，方方面面带来的影响那么大，这是当初政策决策者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水平没有办法完全理解预测到的。
刚才顾教授也说到，中国今天的人口状况不完全是计划生育政策或者是人口控制政策导致的。梁先生也说到关于人口增长生育率的变化，影响因素是很多的，我这里再补充几方面。
一个是现代文化的影响。人本主义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原来我们中国人更多就是不要太多想到你自己，你自己的感觉不是很重要，你应该更多想到你的家族，想到这个社会，想到整个国家，那才是你每天应该关注的。但实际上这些年，包括中国，尤其是欧洲，从中世纪结束以后，十八、十九世纪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对生育率的下降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道理很简单。我们原来，特别是女士们被告知，你不要想着里自己，要想到别人，想到一家，到现在是想，我的幸福不能寄托在别人幸福不幸福上面，首先是把我幸福定位在我自己对自己的挖掘，我人生的实现程度，我的幸福应该来源于这些东西。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幸福定位在自己的身上，那生多少小孩就变成第二位重要了。原来我们中国做妈妈的，把一辈子的幸福首先定位在子女和丈夫身上，通过生很多小孩，把小孩照顾好，来定位原来中国女性的幸福感。但是现在随着人本主义的兴起，这方面开始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是慢慢发生的，但是这种变化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方面是千万别小看互联网，微信、手机、微博的兴起对生育率的负面影响。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兴趣，去竞争我们的时间。
前几年我和一个学生在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把中国的小说出版的历史数据做了一些量化的统计，看看从宋朝开始，至少平均每年中国出版多少本小说，结果发现洋务运动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在洋务运动之前大，概中国每年出版小说的数量平均不到2本。原来人们的出版和阅读能力都非常有限，但是洋务运动以后，特别是通俗小说数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古典小说的数量。从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的小说消费开始从精英走向大众社会，因为通俗小说主要针对老百姓。
随着通俗小说消费在洋务运动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快速增长，男性和女性的关注度开始从家庭转移到个人在文化领域里面的消费。小说是来自于现实生活，超越现实生活，能够欣赏小说，表明在个人进化上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原来追求毛主席说的温饱和简单的低级趣味的，过渡到追求高级趣味、。原来女士们每天只关心要什么时候生小孩、生多少小孩，到现在慢慢过渡到喜欢小说，每天想看更多的小说，看小说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对生小孩的兴趣会越来越少。
我们现在有微信，有微博，有那么多互联网娱乐，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每天24小时怎么去花？花在小孩身上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所以别小看互联网带来的新的文化的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特别是虚拟的文化消费领域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第三方面是城市化、产业结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刚才顾教授也稍微提到了一下。比如我们讲到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到了城市。我自己本来是农民。原来在农村，十七八岁就可以成家结婚生小孩，这样一来生育年龄一辈子可以多很多。但是进入城市以后，我们读书的时间大大增加，读医学院的，读完大学以后还要再念上四年，在美国读完医学院还有四到六年的训练过程，你哪里有时间很早的成家结婚生小孩？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更大比例的中国人生育的时间和结婚时间起点都往后推了很多。由此带来另外一个影响，生育的意愿会下降很多。
今年我组织的一个量化历史讲习班，有一个教授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他是从欧洲社会人口增长和产业结构带来的影响来看的。他的理论是什么？当所有的女的、男的都是从事于农耕社会的时候，生育年龄很早可以开始，平均每两年生一个孩子，一个女士一辈子可以生很多小孩。很多女性从农耕种粮食，过渡到畜牧业，去农场养更多的羊，当时那些农场有一个要求，第一我们想要雇佣更多女士，第二女士来可以，我给你更高的收入，我可以付更多工资，但是有一个条件，你26岁以前不能结婚，要结婚的话就不雇佣你。那种职业的变化导致了生育率被强行往后推了很多年，26岁以后才开始结婚成家，这样导致欧洲人口减少，欧洲人有动力去寻找节省劳动力的生产技术，为工业化兴起产生了一个推动力。
我们给政策出主意的时候，稍微不注意会犯很重大的错误。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风格，跟政治制度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也参加不少会议，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一些学者，很喜欢用他们的数据来给总理和国家领导人出主意，建议中国要通过城镇化发展来发展中国的经济，为未来20年提供新的增长原动力。他们举的数据，比如发达国家388个城市给全球GDP贡献了一半以上，全球最大的600个城市产生的GDP占世界GDP的60%，2/3的GDP都是来自于全球600个最大的城市。这些数据，表面一看，要进一步发展经济，为中国未来20年提供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的话，那是不是我们通过继续推动城镇化发展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似乎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看类似于这种图表的时候，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得出一些因果关系错误的结论。
左边的图反映的是1985年作为起点，各个国家人均GDP是什么水平，箭头末端反映的是2010年相应国家人均GDP是多少，纵坐标反映的是1985-2010年各个国家城镇化比例的变化。这两个图我们看，左边反映的是中国、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这些亚洲国家的变化，横坐标作为起点，然后来看纵坐标，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人均GDP越高，城镇化作为一个结果就会越高，这是它的方式。但是我们做这个图的时候很容易改变一下，我们把城镇化可以看成是横坐标，人均GDP看成是纵坐标，换一下，改了以后我们会发现城镇化比例越高的国家。城镇化上升会带来人均GDP的上升，这是我们现在领导人相信的一个结论。因为城镇化提高了，所以有了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长。我刚才说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换一个制图的角度，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们会得出一个因为经济增长了，所以城镇化提升了。城镇化比例这个坐标换成人口的总量或者人口的增长率，我们也可以做类似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因果关系的结论。我们很容易把黄先生的很多个图放在这上面来，那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得到完全两个不同的结论。一种是北京人口增长，所以北京人均收入增加。我们换一个角度构图以后，我们会说因为收入增加了，所以人口增长。我们这时候要做更多的细致的研究，看看这个因果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做政策建言的时候，因果关系的判定会很重要，我们稍微不注意就会犯一些错误。即使经济不增长，就金融市场本身的增长，对人口结构、人口本身的增长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我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原来在非洲也好，在中国社会也好，女人是一个最主要的保险资产的投资品，比如非洲很多游牧社会，土地不是一个主要的财富载体。男人成功了以后，创造了很多财富，把财富放在哪里呢？在非洲的游牧社会，财富的载体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羊，羊群越大就表示男人成就越大，还有是妻子的数量。两者有很强的替代关系。在那些部落一些人类学者做了研究，要买一个妻子，要平均花100只山羊。有的男人很成功以后，有几千只羊，维护起来太难了，所以把100只羊可以转变成一个妻子，妻子数量越多越成功。但是一旦发生灾荒、生存出现挑战的时候，可以把妻子一个个卖掉，变现成为山羊，这样有东西可以吃，住的账篷也可以得到相应的供给。在那种社会，包括刚才梁先生说到的养儿防老那个体系，那个体系之下对女人的需求和对孩子的需求肯定会很多。我们在做类似因果判断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因为背后很多因素有的可能我们平时想都不会想到。文化消费的兴起和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金融工具，对人口本身的需求和结构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
城市化的话题，黄先生做了很多的讲解，我做一些补充。稍微不注意，对未来城市发展和城市结构的调整，又把希望寄托于政府的政策的努力。刚才黄先生讲到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除了北大、清华之外还有那么多大学都集中在北京。前几个月暑假期间中关村大街上总是堵的很厉害，就是因为太多的父母都跑到这边来给她们的小孩看看北大和清华。北京也是体育中心、医疗中心。相比之下，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北京的户籍价值非常高。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报道，有16个人被抓起来，就是因为他们卖北京的户口。相比之下，比如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华盛顿是首都，华盛顿在美国只是政治中心，除此之外既不是经济中心也更不是文化中心，也不是科技中心、教育中心。除了美国之外，我们也可以看看加拿大或者是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首都不一定是各个方面的中心。
北京是中国毫无疑问的中心，连最潇洒的美男和最漂亮的美女，从全国各个地方都集中到北京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到北京来上大学。是不是在美国也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在中国对北京户口需求这么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政府角度来讲，如果不控制北京户籍的准入，可能会很难控制北京的人口。除了户籍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做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做调整，做了调整以后自然会引导中国城镇化结构出现根本变化？其中一个必须要做的改革就是把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各级政府对资源，尤其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必须下降。
我给大家看一些数据。从每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来看，2002年北京固定资产投资是15905块，省会城市是9200块钱，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5137，县城是590块钱。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权力太多的集中在政府的手里，以必然会导致北京变成中国所有城市里面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其次在一个省里，如果不能到北京、到上海，省会城市是最大的集中地方。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资源的控制权的安排不一样，最终对城市化的结构、城镇的个性带来影响会非常具体，非常实质性。如果要减轻北京等等这些城市的污染和对资源的负担，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控制尽量往下压，否则的话，大家都要往北京挤、往最大城市挤的压力会不容易消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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