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10日——12日在天津举办,本次年会主题为“推动创新创造价值”。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傅成玉在“变局下的中国商业环境”分论坛上表示,从个人角度看,一般来说降薪都不是很高兴的事,但是如果你把个人抛开,站在国家的角度看,恐怕你就觉
得这个事应该做。过去是一直强调老百姓、人民群众、广大职工是主人翁的。我们走的就是接受这个教育这条路;再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一个社会怎么样能够和谐稳定地往前发展,让更多的人在改革发展中受益,而不能仅仅是少部分人受益。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中央企业肯定都限了。傅先生你来谈谈你的感受?
傅成玉:可能这个事我说还是最合适一点的,因为我是直接的当事人。这个问题怎么看?从个人角度看,从国家角度看,它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国际上的趋势来看,你也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如果从个人角度看,一般来说降薪都不是很高兴的事,但是如果你把个人抛开,你站在国家的角度看,恐怕就觉得这个事是应该做的。为什么?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追求共同富裕,我们是一个从共产党到整个国家的政策来看是要往这儿导向的。
第二个我们国家过去一直强调老百姓、人民群众、广大职工是主人翁,这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再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收入差距太大。 一个社会怎么样能够和谐稳定地往前发展,让更多的人在改革发展中受益,而不能仅仅是少部分受益?尽管这部分人还很重要,但是属于你把它放开看,我们国家让谁受益,应该让更多的群众受益。可是我们现在实际发展状况是差距越来越大,尽管我们中央的制造业,国有企业这块相对还好一点,但是和我们自己的工人,我们自己的雇员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 再多的收入我也想要,可是我怎么带这个队伍,怎么样让我这一百万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提高?所以你换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不是几个管理者的问题。我说这个不是唱高调,因为我一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举个例子,在80年代初我有开始参加对外合作,我当中方首席代表和外国的总经理在一个办公室办公,所有进去的我们的雇员,我们派的去人,包括我的秘书,他们当时是外国公司给发工资,我在深圳的时候人家发一千港币,我在中国这边是发三百人民币,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就是我们国家要想让国家发展,让我们整体老百姓受益,当领导的,当官的不能先受益。 我再讲一下中海油,这个公司是个红筹股,这个公司整体的资产和公司注册在香港,视为外商,也是上市公司。当时外国投资说你把我的钱都拿去管理,你的工资低了,我不放心。所以我们按照当时国际的潮流给我们设计了董事酬金基本工资,还有期权。
当时我们的董事酬金在2001年的时候是三百多万不到四百万,后来就涨到八百多万,我们的期权一年就一千多万港币。当时既是董事会批准的,又是我们国家财政部批准的,你拿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合法。但是我们领导班子,我就跟我们当时的领导团队说这个钱咱们没法拿?为什么不能拿?是因为你要拿了这个钱你就带不了这个队伍了,因为中国的队伍,工人阶级,我们的历史和西方不一样,西方一开始就是私有制,我们是公有制,所以大家认为财富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怎么你突然该拿那么多?你要想带这个队伍,你要想继续在这个平台上当领导,那你不能拿。所以我们把那些给我们的东西再捐出去。
傅成玉:我们在香港交了税,但是我们捐出去了。这边国家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拿多少。不仅没有影响我们公司的效率,也没有影响我们领导班子的积极性。 我们公司上市的时候,当时市值是六十亿美元,我离开的时候市值超过了一千亿美金。所有的投资者都说我是一个happy invester,因为我让他们赚钱了,我们公司效率在提高。所以我到了中石化,这些投资者又跟着我到中石化来了,他买了中石化的股票。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个人收入多少这个公司才能好,你离开中国的国情谈世界上和我的同行比,这是没法比的。
现在全世界的风潮又倒过来了,2008年以后全世界批评高管拿高工资,过去是怕我们拿低了,现在全世界都在批。我觉得我们中国走的路是对的。如果我们国有企业的领导者你想赚大钱,你最好离开这个平台,你跳出去,别在这儿干,也照样能赚钱。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在赚钱,你把一个大公司发展好了,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了,我走到世界哪,我受尊重,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难得的东西,比工资重要,比收入重要。
主持人:所以傅总的意思就是国企更多的还是要靠觉悟,得跟国家站在一起?
傅成玉:要这样说,你跟你的员工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如果我们像西方一样,你和你的员工差几十倍、上百倍,在西方私有制为基础成立的企业是可以的,在中国公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你是干不成的。 我在离开中海油的时候,我的期权港币值四个亿,那我们就把它捐了。所以这次宣布这个,我们大家没啥意见。但是我跟工人比,我们还是比他们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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