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现在制度环境仍然面临着两难处境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

    搜狐财经讯 强力反腐仍在继续，简政放权未有穷期。9月11日，搜狐财经达沃斯夜话，邀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和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等嘉宾，分别从经济学者、金融学者、历史学者和制度学学者的视角，探讨新时期中国改革的路径与前景，以及法治建设对新经济的影响。　

    秦晖认为，李克强总理表示了希望中国沿着市场经济继续往下走的意愿，但是肯定会面临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了法治问题。中国现在的制度环境仍然面临着两难的处境，比如说国企改革。如果说国企改革对于民资是一个陷阱，那民资肯定是不干的。如果国企改革是一个国资流失的过程，老百姓反弹也是很大的。怎么把握呢？最关键实际上没有一个定价价值，没有卖方授权的机制。这两个东西如果不解决的话，很多事情恐怕将来说的很好，但是实行起来会碰到很大的问题。

　　对于法治经济，他表示法治无非就是两个：首先，要有一个良法。因为法治经济不是任何法，只要有法律就是法治经济不是这样的。首先这个法律是要有良法，要解决立法的合理性的问题；其次，良法出来以后得管得住大家，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穿了就是这两个。所谓的良法当然表现就是成文法，成文法良不良，成文法体现的是自然法或者说正义性。法治经济说穿了就是公正的经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讲法的传统，以前讲的法都是秦始皇式的法、商鞅式的法，很多人对那个东西有一个误解，很多人都说法学家很专制，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学家的确说法律不能只对老百姓和官员，但是他讲的并不是用一个具体的尺度对待所有人，而是在皇帝的意志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皇帝杀一个宰相和乞丐是没有两样的。

　　秦晖具体阐述道，以上为例，所有人都有可能对皇上不利，老婆孩子都有可能算计你，所有人都是你的敌人，对你的敌人来讲当然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皇帝本身要一碗水端平。法学实施过程当中，的确按照儒家所讲的按照善意的原则来做的，很多法家并不讲国治，但是并不是说讲法治，哪怕他自己定的也不遵守。所有法家都善于制订各种各样的条文，所有法家其实都是自己破坏自己的条文。实际上他们讲的所谓的人人平等是指在权力的意志面前人人平等。讲一个简单的，上面的人要把这个人往死里整怎么都可以整死，上面人让把他放掉怎么都可以放掉。很多人讲所谓的法治就是少讲点道德，把权力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地步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现在中国要发展法治最大的敌人就是权治，谁有权谁说了算，既不讲道德其实也不讲法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之前都会出现两难题。政府总是管不到他应该管的，总是管到不应该管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法制国家首先要管住政府，管住掌权的人。可是现在不管是制定多少东西都是政府管老百姓的。当然，就很容易把老百姓管得非常死。后来你现在说管得太死了又要放，其实中国历史上一放一缩是经常出现的。你就会发现很奇怪，一放就放纵权贵让他们乱来，老百姓被管得死死的。一乱来又收了，一收又把老百姓收死了，完全遏制不住。就像宋朝所谓的新旧两党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王安石旧制国家就应该多管，结果一多管就把老百姓管得举手投足有问题，贪官污吏照样很多，司马迁说国家不应该管，本来这个人有的穷有的富、有的贵有的贱，弄同一个标准不行。还要放，放的结果并不是老百姓真正得到自由了，而是权贵就可以无所不为了。

　　比如说现在都讲农业到底不应该不应该有一个十八亿亩的红线，这个事情其实比较矛盾。如果有一个红线，政府就用这个管住农民。但如果不要这条红线，那政府的权力更是不可遏制了。老百姓如果种地也还是不行的，不管有一个红线，土地有一个原则，有也好没有也好，都是不能变的。“所以这个红线到底应该不应该有，我不知道我应该持什么样的观点。”秦晖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