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搜狐财经独家网络支持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遇”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发表了以“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企业机会”的主题演讲，以下为现场演讲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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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
林毅夫：那么我们国家的新常态是什么呢？我想从增长率、失业率来分析。增长率刚才姚洋院长已经谈了，平均的增长率是9.8%，这么高的增长率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会往下调。但是调到多少呢，调到7%、6%，还是多少？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到现在，连续18个季度，不断地下滑，而且可能继续下滑，这个底可能是6%可能是5%。有一种中国经济崩溃论，现在在国外非常盛行。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新常态，我们的经济增长，它的底在什么地方？它的弧度在什么地方？
必须首先了解，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率下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到底是不是像那些人认为的，中国的经济率会到7%到6甚至是更低？是中国内部的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还是其他因素造成的？
首先，我们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定有结构问题，这点我们不能忽视。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从2010年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主要不是我们内部结构性的原因，主要是外部跟国际转型，这个应该并不难判断。因为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增长速度，大家知道2010年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7%，2013年也是7.7%，确实是不断下滑。我们今年第一季度是7.4%，今年第二季度是7.5%，第三季度肯定在下滑。确实是下滑。跟我们同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2011年10.1，2012年5.3%，2013年4.9%，跟我们一样是下滑的，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总不能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中国经济下滑，而且把它们拉下去。可以看巴西，巴西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5%，2011年只剩下2.7%，2012年只剩下0.9%，2013年只有2.2%。跟中国一样是一路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并不能说中国的内部结构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也拉下滑。
不仅是说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所谓的高增长的国家。韩国2010年增长速度是6.3%，2013年只有2.8%。大家看新加坡，2010年是14.8%，2011年只剩下5%，2012年只剩下1.3%，2013年3.7%。所以它们的表现情形跟我们一样济。这些国家这些地区在同一个时间，它们经济增长的总态势是一样的，只能说一定有外部原因，共同的外部原因。
分析一个国家的短期增长，主要看三架马车，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从中国来讲，因为现在占世界经济50%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它现在趋于常态当中，经济增长非常的疲软，它消费增长非常慢。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当然就不像过去那么旺盛了，所以第一驾马车就跑得慢。第二家马车投资，2008年发生经济危机以后，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搞一些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项目现在经过5年6年，不是建成就是即将建成，如果没有新的项目投资，增长率就下滑，第二驾马车就下滑。整个经济就靠第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我们国内消费是比较旺盛的，去年消费增长率是9%，那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办法维持7%的增长。所以这样分析的话，我们的增长下滑并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我们的内部体制机制的原因，主要是国际外部的格局。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有没有办法达到今年年初所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呢？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国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当它在危机之后，经济非常疲软。因为我们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代表什么？即使你现在的产业过时，你还可以产业升级，还可以投资。然后还可以投基础设施。我们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建得很多，但是城市内部的地下管网还有投资的机会。再一个，环境，要改善环境当然要投资。城市化，我们目前城市化的比例只有50%，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80%到90%。在我们这个国家好的投资机会还是非常大，这是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的产业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要是过剩的话，这些投资机会在那边找不到。它们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它的环境也好，它的城市化比较好，在判断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时一定要考虑。
我们政府的负债积累下来的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0%，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一些必要的微刺激，资源是非常多的。不仅政府有钱，老百姓，我们的储蓄率高达50%。所以用政府的钱来启动民间的资金。
第三个，因为你要投资就要进口一些先进的设备。在这点上我也想跟各位提醒一下，要判断中国的情形，先判断其它发展中国家。但是它投资的钱要不是财政上已经负债累累，或者是民间的储蓄非常低，它想投资也没钱投资，我们是有。所以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我们有能力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靠启动内需来维持7.5%左右的经济增长。
从比较长期的增长来讲，7.5%当然比9.8%已经下调了2%点多的增长速度。长期来看，那些高增长的国家，他们一般是20年的8%到9%的增长，再降到7%降到6%。从历史增长来看，我们已经35年了，那肯定要下滑。第二种说法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当它的收入，按照1990年的国际购买力的评价计算，人均收入达到1100美元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下滑，这里面包括德国、日本、韩国等等。我们按照1991年的国际购买力的评价，那也很快就会达到1100美元的点。所以从历史来看今天，我们也可能一定会降到7%左右。
那么我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必须了解一个经济体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附加价值不断提高，对发达国家是这样，对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发达国家在过去100多年靠技术化产业升级，维持的增长率是3%。那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有些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可以达到7%、8%、9%甚至更高呢？最主要的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点不同，发达国家它从工业革命以后，它的技术、它的产业都是在增长。我们知道发明投资会增大。发展中国家是在国际技术跟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我们有很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实际上风险跟成本就小多的。这就是经济学所讲的后发优势，因为你技术创新，你产业升级，这样可以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
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高速增长的前提，要判断这个国家的消费、它的后发优势有多大。怎么满一个国家的后发优势？我觉得比较好的衡量指标是比较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平均的国内生产力总值跟发达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来对比。是看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而这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反应的是这个国家的平均的劳动力和技术。我们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0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这几大经济体利用跟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日本实现了20年9.2%，新加坡20年8.6%，中国台湾20年8.3%，韩国8.6%20年的增长。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后发优势的潜力，我们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8%的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要发挥出来，条件就是各种投资，投资是按照比较优势去用后发优势。这些条件都满足的话，8%的潜力就会被变成真实的8%的增长率。但是我们知道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国内的新常态，这种增长之下，我们的增长率可能会比8%的增长率低。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内投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靠投资创造内需，有了投资以后国内的就业就会多，消费就会增长。这种情况下来看，我个人认为应该距离8%也不会太远。从明年的增长来看，我个人认为应该这个目标从可实现的条件来看可以在7%到7.5%之间。
我提出这样的目标的设想，一方面是技术的潜力，第二方面可以从我们可以动员的资源来看，同时也是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这样的增长目标来看。两个翻一番，其中一个是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大家知道平均应该7.3%。
我们因为前面几年增长比较快，所以从2014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长6.8%，那么国内生产总值就能翻一番。但是还有第二个增长的目标翻一番，是什么？就是城乡人均收入翻一番。我们现在人口增长率0.5%，如果把0.5%加上去的话，6.8%再加上0.5%是7.3%。那么从2014年到2020年平均增长率应该达到7.3%，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翻一番才能实现。
当然了，增长率7.3%的话，如果从外部环境来考虑，因为发达国家也是好好好，坏坏坏，有时候好有时候坏。好的时候就比7.3%高一点，坏的时候就比7.3%低一点。定在7.7%到7.5%这个百分点比较接近。外部的经济好就比较接近这个区间。7%以上的情形。就业状况，发达国家的新常态就业状况是不一样的。如果维持在7%以上的增长率，金融风险就很大。我们的新常态跟发达国家的金融新常态差别非常大。我们的金融风险应该是低的。
在未来5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在7%到7.5%的增长当中，给我们企业家什么机会？今天有银行家，有企业家，有经济学家。作为经济学家我只讲两点，一个海外并购的机会，一个中国企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转移到海外的必要性。海外并购的机会为什么是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要维持每年7%到7.5%的增长，前提是技术不断的创新、产业不断的升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是研发、互联网、基因工程、纳米、新能源，给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机会。包括阿里巴巴要在美国上市是美国有史以来大的上市，这些都是机会。我想跟各位说的是，在传统的制造业上面也有非常多的机会。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均收入6800美元，德国4万5美元，日本3万8，韩国3万6，这代表我们整个制造业平均水平跟它们还有差距，有差距就代表着我们生存空间大。
我们前面谈到国外是新常态，经济发展状况，投资火爆，企业经营非常困难。 我们跟它有差距。我们每年出口非常多，我们每年进口也非常多。进口除了原材料之外，很多的都是技术水平、资本含量比我们高的这些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那些发达的国家生产的卖给我们，它们现在企业面临着空间，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风险最小了，而且回报可能是最高的，一个产业升级，一个好的方式，国内研发、培养技术，另外一方面到国外去嫁接。在国外新常态它是非常低迷的，国内的新常态还是非常高速增长的状况下，我觉得海外并购这块会是无限的企业发展空间。你并购了以后就不用在国内重复投资，像钢铁啦，所以不会有过剩产能的融资，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现在被称为世界工厂是因为有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我们知道我们的工资水平，是一个月500美金的平均水平。如果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人均收入翻一番，我相信到2020年工资水平至少翻一番，也就是说现在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每个月现在是500到600美元，到2020年是1000到1200美元。那种情况下，我们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必然要失去竞争优势。失去竞争优势是怎么样的呢？留在国内，必然死在国内。所以这种情况下应该像日本在1960年代。亚洲市场在1980年代，少数加工出口的服装的、玩具的制鞋的企业，你可以留下少数企业，留下两端，去做品牌做营销做研发，大量的加工的这一部分必须到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利用当地工资水平低的优势创造优势。这实际上是从工业革命以来，从英国、美国、欧洲国家，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国家。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转移到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大家直接想到的是越南、柬埔寨，还有印度尼西亚，再远一点孟加拉。但是我觉得可能看得更远一点。为什么必须看得更远一点？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日本在60年代制造业开始，加工开始转移，日本整个制造业的人数是970万人。1980年代的时候，韩国雇佣的人数整个制造业是230万，我们台湾不到200万人。香港100万人，新加坡50万人，中国是1.5亿人。里面的情形怎么样呢？我们这是一个大缸，里面的水开始往外溢的话，盆就满了。这几年我们的经过增长率很快，两位数增长，越南目前的水平比我们稍微低一点，它增长的幅度甚至比我们还高。昨天我跟张晓波教授谈，孟加拉2008年以后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往外转移，订单开始往其它发展中国家走，它工资上涨的幅度跟我们一样。现在世界上那个地区能够承接中国1.5亿的制造业的转移呢？电子加工业1000多万人，这些哪里承接？就是非洲。非洲现在有10亿人口，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劳动力。跟我们在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当时我们是10亿劳动力大部分在农村，而且是年轻劳动力。
非洲目前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是最低的，而且只有非洲有办法承接中国这么大的劳动力。并且如果哪一天非洲的工资上涨了，全世界就没有再低工资的地方了，密集型的产品只要有人在用，这个地方就是最后一站。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到非洲去，可能是面临这样的情形。
我们来看看1980年代台湾、香港跟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说制鞋业。当时香港是大企业，它到目前也是大企业。大企业来的在台湾已经消失了，小企业来了以后利用国内的机会变成超级大企业。
韩国当时有一些企业是因为大企业没来，比如说在1980年代全世界制鞋业最大的在韩国是叫韩国的国际鞋业。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机会是这样的，如果你掌握了这个企业，大企业去继续是大企业，小企业去很可能变成大企业，如果你不愿意去可能你就没有了。但是到非洲去，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对非洲太不熟了，在这方面我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掌握这个商机。所以我们的研讨班、培训班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今天就把我所想到的这些问题，跟各位共同分享，祝今天大家愉快，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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