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智库戴着镣铐跳舞:既要找婆婆又要找饭吃

　　中国智库疾进：官办智库大而不强、民间智库弱而无力等问题待解

　　[摘要] 2013年至今，智库体系进入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发展的新阶段。目前，中国智库面临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的问题。

　　时代周报

　　10月31日，民间智库上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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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跃在各种启民、伐谋场合的国经中心成立于2009年，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距离中南海仅百米之遥的政府大院内。中心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出任理事长，执行理事长则囊括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等重量级人物。

　　这个超级智库的成立具有某种里程碑意义。在筹建之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曾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必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智库建设被提升到更为重要的高度。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原则，建设高质量智库。

　　2013年4月，习近平又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并视之为国家战略。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再次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改革部署。

　　目前，中国智库面临官办智库大而不强、高校智库曲高和寡、民间智库弱而无力的问题。如何建设新型智库，正在考验国人的智慧。

　　新型智库的春天

　　今年1月，上海社科院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智库报告》指出，2003-2012年，中国民间智库数量大幅增加，新型智库开始显现，专业性分工逐步加强。

　　2013年至今，智库体系进入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全国高校以‘协同创新’为抓手，纷纷出台关于加强高校新型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掀起了一股智库建设的新浪潮。”上述报告表示。

　　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则在国内首部智库研究著作《大国智库》中表示，“随着近几年中央高层不断释放支持智库发展的信号，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作出‘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指示后，新型民营智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比较典型的包括博源基金会、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察哈尔学会、长策智库、盘古智库、中国经济50人论坛、瞭望智库、人大重阳等。”

　　民间智库前滩综研注册于2013年下半年，出生在“黄金时代”。2012年6月底，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出台了《黄浦江南延伸段前滩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用浦东新区官方微博“浦东发布”的话说，浦东新区将用3-5年时间，将前滩打造成上海新的世界级中央商务区。而前滩综研的创始人何万篷，正是这一规划早期的建议者之一。

　　何万篷原为上海市信息中心一个下属研究所的所长，其下海创办智库据说是受到了一些触动。一次，作为政府人员的他参与上海虹桥商务区规划的评审，参会者包括中国科学院、日本野村综研以及其他国家的研究单位。会上，何万篷发现，上海很多公共设施都由国外机构规划，而且他们甚至比国内智库更加熟悉上海那些重要的战略性节点。

　　此后，何万篷组建前滩综研，将之定位为数据驱动型的开放研究平台，为政府部门和企业集团提供实证、前瞻、建设性的决策支持方案。

　　不止何万篷， 2013年4月之前，盘古智库的发起人易鹏还是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中心研究员；王文担任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之前是一家官方媒体的编委，主管评论。

　　“一批从体制内出来的知识分子怀揣理想主义的花火，秉持不务虚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价值观，距离庙堂之远，而为国事谋。”有学者这样形容智库的创办者。

　　前滩综研研究部部长、副秘书长宋杰封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该机构的发展目标是一种新型智库。所谓新型，按照他的理解，首先，智库运营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财政补贴或企业资助；其次，运用新兴技术、手段，更多依靠数据分析与逻辑推断来进行研究，而非仅凭理论与经验。

　　“既然要建设新型智库，第一，传统智库要更新换代，紧跟时代潮流。比如中国社科院分析社会阶层、社会矛盾可以，但不能还去研究脱离现实的话题；第二，新型智库的一大特点是，政府不再大包大揽，一般通过政府采购服务，他们(智库)提供服务的方式获得收入。”广州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告诉时代周报

　　“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

　　彭澎的另一个身份是南方民间智库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早年他还曾任职于另一家智库—广州社科院软科学研究所。

　　“在讨论新型智库之前，首先应该梳理传统智库。”彭澎说，传统智库包括8个分支，又称“八路军”，分别为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行政学院系统、党政机关的政策研究室、军队内部的研究机构、外资背景及非外资背景的民间智库。

　　在此之外，国经中心有些独树一帜。

　　尽管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不断强调其民间智库的身份，但它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资金输入与硬件支持，并且鉴于内部人员的政界背景，其从出生起就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据上海社科院的《中国智库报告》统计，当前国内正常运行，且对公共政策形成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活跃智库共有200余家，其中2/5为党政军智库，1/4是社科院智库，民间智库占比1/3。

　　不过，一些研究人员并不认同民间智库拥有1/3的比重。王辉耀就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国内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智库的统计数据，但大致情况可以从全国软科学机构的相关调查中窥见。

　　据王辉耀在《大国智库》一书中估算，目前，中国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官办智库的数量占据95%，而民营智库仅占5%，后者还包括隶属于官办智库的人员在民营智库兼职的情况。

记者还了解到，中国官办智库不仅规模大、数量多，而且人员数量庞大、机构设置繁多。以中国社科院为例，其拥有38个研究院、180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研究人员4000多名。而全欧洲的智库研究员也不超过5000人。

　　至于机构经费，科技部的数据显示，2009-2010年，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经费总额为239.7亿元，其中66.5%来自政府，占政府同期研发投入的13.4%。

　　“传统智库的形式比较单一，差不多只有官办智库一种。而它们依托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政府委派的课题，几乎垄断了国内的智库领域。”王辉耀说。

　　仲大军是北京一家“半死不活”的民间智库的创始人。2000年，曾任某知名媒体编委的他“逃离”体制，创办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十多年来，这个智库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受限于资金，生存艰辛。

　　“上世纪90年代，民间智库还能发出一些声音，但如今已愈发微弱。在建言献策这件事上，根本不存在竞争。因为，智库只有国家队，没有民间队。”仲大军向时代周报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民间智库的学者，仲大军已被边缘化。有时，他受邀参与节目录制或出席论坛，但总被排在体制内学者的后面。

　　“他们(邀请方)才不管你水平高低，离‘衙门口’越近的人越往前排坐。而且，他们还怕我乱说，说一些与政府主旨不一致的话。”仲大军说。

　　然而，国家队唱主角的中国智库目前却正面临“大而不强”的诟病。“从数量上讲，中国智库已不算少，但缺少一些高水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流智库。”今年10月18日，曾培炎在接受媒体

　　“传统智库体制老化，党政色彩浓重。这种做法的好处之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弊端在于思维僵化，不容易出现具有前瞻性的、超脱利益关系的、客观的决策方案。”彭澎说。

　　今年9月初，借着《大国智库》发行，王辉耀撰文《打造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更多民营智库参与》，探讨智库建设。

　　“发展民间智库可以形成鲇鱼效应，激活智库市场；而且，民间智库可以提供更多建议，打破思想市场的垄断，有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王辉耀对时代周报

　　于是，问题来了：中国的民间智库为何发展艰难？

　　既要找“婆婆”，又要找饭吃

　　事实上，鲜有例外，中国民间智库遭遇的困难几乎从注册就开始了。

　　2013年，为了获得一个NGO的身份，前滩综研至少找过3个“婆婆”。创建者首先找到上海市科委，接着被推荐给了浦东新区科委。但是，后者对创建智库不太理解。于是，何万篷等人又辗转联系到徐汇区科委作为挂靠单位。

　　彭澎的一些希望创办民间智库的朋友在民政登记时同样也曾遇到麻烦

　　。“他们看到机构名称里既有改革又有智库就很紧张。尽管中央的改革方向是不要‘婆婆’。但他们说，你这个涉及意识形态，还是要找个主管单位管起来。”

　　除了身份，困扰多数民间智库的另一个难题是经费。以美国知名民间智库兰德公司为例，2013年，其近8成的收入来自美国军方和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其余则源于慈善机构、基金会、私人部门以及个人的捐赠。虽然后者的比例不足15%，但4120万美元的金额已经相当可观。

　　而在中国，资金却是民间智库的掣肘。“我们大多数企业家还处于公益的初级阶段，知道救济灾民、捐助学校，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政策研究扶贫的重要性。”王辉耀说。

　　于是，仲大军如今每天操心的事情不是如何提高研究水平，而是怎样才能搞到钱、拉到投资。他曾试图去做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工作，但根本说不通。与此同时，虽然也有一些外国资本来中国考察民间智库，但至今光有观察，没有动作。

　　“民营资本和外国资金都不敢往里投，中国的民间智库就很难做大了。”仲大军说。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如今的民间智库往往挂起两块牌子，一块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一块是工商注册的公司。同时，依靠政府采购与企业采购两条腿走路。

　　此外，前滩综研还曾想过一个方法，希望以高新技术企业的身份获取政府的优惠政策，缓解生存压力。但宋杰封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又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而且，对于民间智库而言，参与到政府决策、政府采购中去也并不容易。“一些重大的政策会议，受邀的往往是传统智库，社科院、党校高校等，很少有人会主动通知民间机构参加。”彭澎说。

　　而另一位民间智库的管理者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有些政府对外招标课题会对智库的注册资金、运营期限以及从业人员的体制内职称等方面提出要求。比如，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运营期限1年，甚至3年以上。政府部门会通过设置这些门槛来剔除中小型的民间智库。

　　据上述管理者介绍，上海设有一个政府采购平台，所有供应商都聚集于此。但平台之外的智库机构一般没有资格申请挂牌招标的课题。那如何才能进入这个平台呢？“首先，该机构要与政府有过合作，而且，政府认可其具备为它提供服务的能力。”

　　种种限制之下，民间智库戴着镣铐跳舞。“它们普遍生存艰难，而基本模式就是为甲方提供智力成果获得收入，进而有所积累，但积累不会太多。这是基本现状。”彭澎说。

　　而由于惨淡经营，民间智库也就很难开出比官办智库更优厚的待遇，吸引到优秀人才。“没有人才，研究者水平不高，民间智库的声音微弱又不被重视，于是也就形不成气候与影响。”仲大军分析道。

　　“官民平等”氛围渐成

　　现状如斯，改革逼近。

　　今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会上，习近平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

　　第二天，前滩综研在网站与公共微信上应景地晒出了自己的建议，包括新型智库参照执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组建新型智库知识产品集散平台、培育新型智库发展基金等。

　　而王辉耀认为，新型智库体系包括国家政府智库、高校智库及社会智库，这是基于传统智库提出的全方位的更高要求。

　　“建设新型智库，首先我们要为民间智库争取参与权。尤其是政府的公共政策采购，要严格遵循采购制度，政策课题的招投标一定要对所有智库开放，而非包干给体制内的单位。”王辉耀说。

　　“其次，建立支持智库经费的渠道，鼓励企业捐赠智库事业。”在他看来，智库的资金来源要多元化，除了财政拨款，更多应依靠企业与社会。“第三，传统智库中专业智库的数量不多，中国应该大力倡导专业智库的发展。”

　　不过，在仲大军看来，“政府要做的不用太多，只要营造出一种民间智库与官办智库享受平等待遇的氛围即可。”

　　事实上，民间智库一直以来都站在政府的视线尽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2008年曾主持过一项题为《专家决策咨询在地方政府中的实践》的问卷调查。

　　在问卷分析中，朱旭峰写道，从所有类型重大决策事项所选择专家的合计频次来看，政府决策者选择各类身份专家的倾向性，从大到小依次是本机构内政策研究部门的专家、事业单位研究机构的专家、高校里的专家和民间咨询机构的专家。

　　朱旭峰发现，民间专家在各项重大决策中通常最不受重视。而只有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政策决策者对民间专家的选择倾向性才达到21%，首次超过高校专家。

　　“举个例子，如果政府机关搞内部学习时能多邀请民间专家，倾听他们的声音，同时给予民间学者与体制内专家相同的职称，那么很快，民间智库就会受到市场追捧，生存环境也将得以改善。”仲大军说。

　　目前，这种氛围似乎正在缓慢形成。今年9月中旬，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新世纪青年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14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会上，土地制度改革问题是争议焦点之一。

　　“莫干山会议开了3天，一个月不到后，国务院公布的有关土地制度的政策采纳了会议最终成文的几点建议。”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虽然这个会议不同于民间智库，但至少代表了某些民间力量，也能说明政府对民间智力的重视正在逐渐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