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压力施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降速、结构调整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重压力，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阶段性特征。而除“三期叠加”外，还有一重因素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从长期看，人口压力是最难绕过去的一道坎，将持续施压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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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一般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于2004年出现，自那以降，失业率下降、农村居民工资增幅上升、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双升，劳动力成本抬升的迹象十分明显。根据日、韩经验，从“刘易斯拐点”，到“人口红利”的拐点，仍然有一代多人（约30－40年）的缓冲时间，高劳动人口占比、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优势可以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后继续支撑经济发展。但是中国面临的严峻问题是：这一期限只有短短8年，即2004年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2012年人口红利窗口就已关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过于仓促的缓冲期令中国经济调整陷入被动。

　　后人口红利时期的一些经济特征值得关注，将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内容。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此轮中国经济的调整期注定漫长，程度深，痛苦指数高。具体表现为，产业发展方面，依赖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遍面临深度调整，“机器换人”成为各地制造业发展的主流趋势；进一步的，装备制造业、“工业4.0”的发展成为政策支持重点，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克服劳动力短缺的瓶颈。城镇化建设方面，以往快速城市化撑大的城市体量，将出现普遍过剩。近年来中国各地“鬼城”频出，已经有所验证，表明宏大的城市建设计划得不到人口导入的有效支撑。安邦（ANBOUND）在中东部地区的调研显示，多地政府在编制“十三五”规划时，依然对城市规模与人口导入保有不切实际的预期，制定了庞大的城建计划，可能为未来城市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更加令人在意的是对金融系统的冲击。人口红利窗口关闭，人口老龄化将显著改变资源在消费与储蓄之间的配比，消费上升、储蓄下降，进而导致投资增速下滑，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近两年来，存款增加的速度显著放缓。今年前10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8.0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2.77万亿元。随着未来五年人口老龄化大幅加速，存款增速放缓乃至负增长的趋势难以逆转，中国银行业赖以为生的低息负债将基础不再，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也将面临实际利率上升的艰巨挑战。事实上，实际利率上升的趋势近期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体现在银行揽储成本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因刚性兑付大幅抬升的无风险收益率上。

　　面对后人口红利时期的压力，并没有短期可以见效的政策工具，问题的解决将是漫长而又艰难的。从日本、欧洲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前车之鉴看，即使拥有了全球最为称道的福利系统与银发经济，经济放缓、物价下跌（通缩）与社会活力的减退依然难以避免，这是老龄化的通病。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可能将更加严重，因人口萎缩的速度远高于欧洲、日本。从总和生育率（TFR）看，英国为2.0，法国1.99，德国1.42，日本1.39，而中国只有1.04。一般而言，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2.2才能维持代际人口的平衡。长期（从上世纪90年代起）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正是中国两个拐点之间相隔如此之近的主要原因。这也表明，中国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迫在眉睫，否则再过一代人的时间，便将面临大国空巢的局面，届时，任何政策与改革都将无力回天。

　　人口压力施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于仓促的人口缓冲期令中国经济调整陷入被动。这一轮经济调整的周期与深度都将远超预期，对中国经济金融与社会体系构成深刻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