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业收入同比下降5.7%至123亿元、净利润同比下降11%至39.8亿元，这是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前三季度的成绩单。这一结果看似低迷，不过与A股14家白酒上市公司营收同比下滑14.35%、净利润减少21.4%的惨烈业绩相比，洋河股份的业绩已经不易了。这一业绩，可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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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数据显示，受益于“混改”，以2014年11月12日的收盘价计，洋河集团所持洋河股份市值224亿元，国资增值数百倍。洋河股份董事长张雨柏身家逾30亿元，冠绝国资酒企，超过绝大多数民企创始人，此外受益的还有洋河股份的数百名员工。
然而，而今张雨柏本人在回顾这一混改历程时依然心惊肉跳，“用身家性命作抵押，举债投资入股，所以逼得我们只能向前，不能向后，只有化压力为动力的份儿。”也正是这种压力转化的动力，推动者洋河在逆境中奋勇向前。不过，由于政策的限制，和政府未能充分放权，洋河股份的“混改”仍然存在不少缺憾，值得今日记取。
有争议的奖励入股
今天交口称赞的洋河股份在第一次混改力度很大，曾经被指涉嫌不公平。
老牌酒厂洋河集团成立于1949年。1997年，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委副书记杨廷栋接任洋河集团董事长(后兼任洋河股份董事长至2012年1月)。
2002年，由国有独资企业洋河集团作为主要发起人(持股51.1%)，联合上海海烟(持股14.46%)、综艺投资(持股14.46%)、上海捷强(持股6.75%)、江苏高投(持股2.89%)、中食发酵(持股0.96%)、南通盛福(持股0.96%)等6 家法人，以及洋河股份董事长杨廷栋(持股1.59%)、总经理张雨柏(当年由泗阳县副县长空降，2012年1月起任董事长)、副董事长陈宗敬(各持股1.07%)、副总经理王述荣(持股0.58%)、副总经理高学飞、冯攀台、朱广生、钟玉叶，总经理助理薛建华(各持股0.33%)，总经理助理沈加东、周新虎、吴家杰，总会计师丛学年、副总工程师范文来(各持股0.16%)等14 位自然人(自然人共持股8.41%)，设立了洋河股份。全体股东共出资10372万元。
对于此次改制，杨廷栋称，“改革是国有企业成长过程中必须面临的一次阵痛。当时的洋河体制滞后、动力单一，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国资绝对控股，同时较大力度引入了员工(高管团队)持股、民资，优化了股权结构，是一次力度不小的“混改”。
高管团队获得奖励支持是一大特点。2002 年12 月，宿迁市政府《关于对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层进行奖励的批复》，批准洋河集团以现金方式对经营层成员进行奖励，该批复主要内容为：(1)同意洋河集团以1999 年至2001 年三年间国有资产净增值额3067.8万元的12%，按贡献大小以现金对经营层进行奖励，并全部投入到拟设立的“江苏洋河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然人股东出资;(2)同意洋河集团对经营层的奖励分配方案;(3)获得奖励的经营层各成员，其个人现金出资必须按不低于个人现金出资与奖金出资1：2 的比例入股到拟设立的股份公司中。其中，杨廷栋个人出资102.5万元，奖金出资62.3万元。
洋河股份引入员工持股，无疑是走了正道。当时，很多国企改制时，员工持股时都给予一定的奖励支持，其中“存量国资”的一部分可以用来奖励相关方(如今“混改”的主流声音是，不得打存量国资的主意，否则是侵占国资，员工需公平价格入股)。洋河股份并非个案，这客观上有利于提升高管们改制的积极性。但高管团队获得奖励支持引发争议——奖励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能不足，存在国资流失之嫌，如张雨柏2002年才入职，却获得奖金出资47.8万元，未必适合“按贡献大小以现金对经营层进行奖励”。
有倾家危险的举债入股
成功参与了大量国企改制的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表示，“核心管理层有效持股对企业改制后的健康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所谓有效持股，就是如果把企业搞砸了，自己就会跟着倾家荡产。”洋河股份的混改的确实行了这样的高管团队有效持股。在中国白酒类国企中，高管团队“有效持股”是洋河股份混改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2002年，洋河股份“混改”启动时，张雨柏是举债入股：个人出资62.8万元，奖金出资47.8万元。多年后他称：“2002年那次改制的时候，我购买了72万股。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是我用身家性命作抵押，举债投资入股。所以逼得我们只能向前，不能向后，只有化压力为动力的份儿。” 2012年，杨廷栋卸任董事长后称，“我的工作、事业和根本利益都在洋河。”
2006年，员工进一步持股：参与者从2002年的高管团队扩展到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持股比例大幅增加。当年，洋河股份增资扩股，两家新股东蓝天贸易公司和蓝海贸易公司加入，每股2.39元分别认购1135万股、1065万股。由是，第二大股东蓝天贸易(63名洋河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出资成立，其中杨廷栋持股32.69%)持股12.61%，第三大股东蓝海贸易(63名洋河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业务、技术骨干出资成立，其中张雨柏持股34.84%)持股11.83%。最终，员工持股(总计约30%)居第二大股东，洋河集团持股从51%降为38.6%，国资从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此次举债力度更大。以张雨柏为例，他向蓝海贸易出资及提供借款总计890.4万元，其中自有资金90.4万元，借款800万元(来自亲戚、同学、同事)，即89.8%来自借款。
混改带来的“洋河速度”
2009年，洋河股份在深交所实现IPO，募资26亿元，股权结构进一步分散、公众化，深化了混合所有制。
截至2014年9月30日，洋河股份的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是：洋河集团(宿迁国资委旗下独资企业)34.16%、蓝天贸易11.06%、蓝海贸易10.38%、上海海烟9.67%、综艺投资8.16%、上海捷强4.4%、高瓴资本2.08%、杨廷栋1.04%、张雨柏0.73%、江苏高投0.7%。即形成国资相对控股、员工持股相当多、民资股东持股不少的股权结构，相对分散制衡。目前，中国白酒上市公司中，洋河股份的员工持股力度最大，遥遥领先。通过持股，杨廷栋、张雨柏均成亿万富翁。按2014年胡润富豪榜，杨廷栋、张雨柏身家分别为32亿元、30亿元(按持股洋河股份)，可谓巨富。
早先，贵州茅台、五粮液等“中国八大名酒”之七均已上市，洋河股份落单。2002年的改制成为洋河股份发展的分水岭，公司进入快速发展期。洋河股份是中国唯一先改制后上市的白酒公司，因此公司从上市之初就没有管理层动力不足等体制弊病，动力很强，公司发展创造了“洋河速度”。
起家时投资1亿元，洋河股份去年营收150亿元、净利润50亿元、净资产收益率31.4%，年底总资产282亿元。以2014年11月12日的收盘价计，洋河集团所持洋河股份市值224亿元，增值数百倍，充分实现了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高管团队、创始股东同样获利颇丰。
混改未彻底留下的两大遗憾
然而，由于政策原因，仍有不少员工未能分享这一“混改”盛宴。按相关规定，拟上市公司发起人不能超过200人。据报道，洋河股份曾向全体员工集资几千万元，作为对公司的持股。不过2006年为了启动上市，公司只能对超出规定的员工出资进行清退，这样大批员工丧失了上市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
混改深处是公司治理，在这一方面，成绩巨大。张雨柏称，洋河股份按照宿迁市市委、市政府部署，不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优化了企业的股权结构，健全了治理结构。如民企股东综艺投资的董事长昝圣达出任洋河股份董事，杨廷栋等高管也摆脱了传统国企体制之束缚。
在公司治理方面，洋河股份的“混改”也留下了遗憾，即使是国资相对控股的国企，对核心高管的任免依然存在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2012年，52岁的杨廷栋卸任董事长后，宿迁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守兵转任洋河股份总裁——延续了以往空降政府官员任董事长/总裁的做法。这种混改过程中的常见现象，需要深化改革来解决，而混改能否彻底推行，不仅需要政府负责人的开明，更需要相关制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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