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五收市后，证监会宣布对45家证券公司的融资类业务现场检查结束，决定对存在违规问题的中信、海通、国泰君安3家券商采取暂停融资融券账户三个月的处理，对民生证券和广州证券、齐鲁证券等5家公司采取警示的监管措施。
受此影响，本周一上证指数大幅低开，在小幅反弹后进一步下跌，全天上证指数大跌260.14点，跌幅高达7.70%。这不仅是本轮跨年度行情的最大单日跌幅，更是上证指数2000年以后的第四大单日跌幅。（跌幅最大的是2007年2月27日，下跌8.83%，原因是日元加息引发全球暴跌。第二大跌幅是2007年6月4日，下跌8.26%，原因是5.30印花税率上调引发数日近900点暴跌。第三大跌幅是2008年6月10日，下跌7.73%，原因是大熊市反弹失败后开启新一轮下跌）。
作为新兴市场的中国股市，在监管机构推出导致股市下跌的政策时，一些投资人往往会迁怒于监管机构。以2007年5月30日凌晨宣布提高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为例，至今仍有不少人指责这是“半夜鸡叫”。本人上周五收盘满仓，因此周一损失较多，不过并不恐慌，更理解证监会的监管动作。
做恶人实为降低风险必要之举
客观地讲，监管机关甘当千夫所指的“恶人”，实为降低市场风险，减少投资人（特别是散户）损失的必要之举。中国监管机关对楼市、股市等市场在必要情况下有所作为，主动出手降低市场风险，避免硬着陆的监管之道，比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本不主动化解风险，但发生金融危机后又被迫花大代价挽救大而不能倒的金融企业的做法，要高明得多。
如日本政府在1990年股市和楼市泡沫双双硬着陆前主动挤破两大泡沫，日本经济有没有可能避免陷入两个“失去的十年”，并进入第三个“失去的十年”？美国以往100多年从未出现全国性的地产泡沫，如美国监管机构能在地产泡沫首次在全国出现时就出手化解风险，能否避免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以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将股票交易印花税从0.1％提高到0.3％为例，当时政策出台的背景是当年4月和5月，业绩不好甚至亏损的小盘垃圾股鸡犬升天，持续大涨，积累了较大的风险。
事实上即使上证指数在急跌后启稳，从调整底部到当年10月最高点大涨近2700点的过程中，也是大盘蓝筹股唱主角。前期被恶炒的小盘垃圾股多数在5.30暴跌后一蹶不振。如果不是印花税率上调阻止了垃圾股泡沫的膨胀，小盘垃圾股在2007年会涨得更离谱，投机这些股票的散户在2008年的熊市中会损失更多。
再看1996年，截至当年12月12日，上证指数大涨124%，深成指暴涨346%。从10月起，监管机关连发为股市降温的12道“金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都没能阻止住大盘的升势。众多散户在赚钱效应的鼓舞之下甚至扬言“不怕套”、“套不怕”、“怕不套”。直到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并启动延续至今的涨跌停板制度，升势才得以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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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上证指数单日跌幅超过6%的记录，以及后市走势 |
长期慢牛才能多赢
包括本轮行情在内，监管机关在历次大行情中主动为股市行情降温，或许有一个不得已的市场基础：中国股市有一鼓作气将牛市走完的“惯例”。
发达国家的成熟资本市场，或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的股市，似乎都有一个特点：长期慢牛和中期快熊的走势。中国股市涨跌时间基本上是一半对一半（中国股市牛短熊长是流传比较广的谬误，上证指数从1991年至2014年，24根完整的年K线，13根为阳线，11根为阴线）。而且中国股市大牛市一般只能持续约2年时间。
以最近3个牛市为例，2006年从牛市确立开始，到2007年10月上证指数最高的6124点，持续了不到2年。1999年5月19日开始的科技网络股行情，结束于2001年6月，持续了25个月。1996年1月开始的牛市，结束于1997年5月，只有不到1年半的时间。
一个牛市如果是长期的慢牛，体现经济发展的成果，则是投资人、上市公司和券商等中介机构多赢的局面。但如果牛市在2年左右的时间内就结束，就基本上是一个投资人财富再分配的负和博弈（考虑到印花税、佣金等交易成本）的结局，最大的输家就是既无经验，又普遍输不起的广大散户。因此处罚两融违规虽然导致周一的大跌，但实为股市健康发展的苦口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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