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乔：房地产税会导致工资降低

　　5月12日下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财经》杂志共同举办了“现代政府与公共治理论坛3——再论‘房地产税’”的论坛。任志强、许善达、王有强、俞乔、陈淮等嘉宾做了发言。以下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乔发言实录：

　　俞乔：我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讲点意见。

　　首先讲财产税，它确实是一个单一的一项税。任何税都会扭曲，而且特别涉及到刚才许局长说所有的资源在流动的情况下，我们考虑问题不能从局部考虑，我们考虑这个问题，增收财产税，一个地方征收了，其他地方不征收，这就形成了税收上的差别，首先会影响什么？首先会影响资金的流动，资金流动的结果是什么？会发生两个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变化，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比例会发生变化。资金大量流出之后的话，这个地方的劳动和资本的比例，以前是均衡的，现在你劳动力过多了，资本相对稀缺了，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会看到，资本的回报下降，但是劳动的这么一个回报在下降，这时候你的工资就下降了。所以说凡是资本流出的地方，我们一定看到工资是下降的，而资本流入的地方，同时工资是上升的，这就是上海的例子，也刚好是苏州的例子。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土地卖不出价格。土地和资本之间也有一个均衡比例，如果在完全均衡的市场条件下，一般条件下，会达到这么一个比例。考虑到城市的区位优势，考虑到城市经济体的吸引力等等，如果仅仅是增加一个城市的税收，或者财产税高于其他城市的财产税，这时候就会形成什么呢？财产税高的城市的资金流出，资金和土地就会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持有土地的资金回报下降了，最后就会形成什么问题呢？形成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共同承担。这长期是财产税的结果。

　　如果我们不搞这个级差，有差别的财产税，各个城市都拉平，全国统一了，有没有可能？理论上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情况出现，就会有资金的流动，资金就不投在房产上，投到其他方面，其他方面完全是可以吸纳的，比如股票等等。不仅仅考虑到一个行业，不仅仅考虑到一种资源，我们是考虑到多种资源，多种资源之间有一个配合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经济学的思考，我们要从理论上把这个事儿想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比较同意任总讲的，需要全盘思考，不单单是税制改革的问题，对我们整个税收体制会发生重大的冲击。我们知道收税无非就是对几个方面收税，一个对主体收税，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第二对商品，第三是对资产收税。我们现在国家已经逐步开始走向富裕了，人民以前是没有财产，现在有了资产了，我们可以对资产收税。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住房到底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最后就涉及到我们国家总体的税收结果的问题。

　　总的一年的国民收入，就这么多，完了之后无非就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进行划分，如果我们这一个单一税种增加了，其他税制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就会出现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最佳税率的比例。

　　我们知道，当年里根要上台竞选，当时他在经济上不是特别懂，他是演艺界出身，口才不太好，需要别人出主意，怎么才能竞选成功。拉弗教授就告诉他，你就减税，只要减税的话，你就增加你的人气，大家会拥护你，而且政府的收入并不会降低，因为以前在民主党时期税负过重，大家不生产，你一减税，你的人气就上升。所以我们在思考财产税的同时，必须要思考其他的税制，其他的税负，我们甚至整体税制的改革问题。以前是考虑怎么把钱收上来，没有考虑我们怎么要放活水，养大鱼，要能够使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要让民间有活力，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是需要深入的研究，在经济学上发挥两点。

　　第二点我想说的，在法制社会的建设上，财产税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税。刚才任志强也讲到，我们是在一个公有制的基础上来收私有制的税。他这个说法呢，简而言之，但是是有道理的。我们从建国以来，基本走的道路就是剥夺有产者，到最后又给予人民以资产，走了180度的转弯，一个U型曲线。

　　现在最根本性的财产定义，我们还称之为不完全产权，这是根据1982年宪法，我们对产权的定义，跟土地相关的建筑.我们没收资产首先是从没收土地开始，从重建产权制度也从这一点重新开始，好了，到重建产权，到70年代末，一直到1982年宪法，规定了这么一条，真正对土地的定义到现在还长期沿用的就,1982年的宪法.1982年宪法规定了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我们现在是在国有土地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老百姓的这么一个拥有房屋的产权，所以说我们讲这个产权是不完全产权。根据产权的定义是一个Bundle，在香港也存在，在新加坡也存在，这里面可能产生问题就非常大。刚才也有这么一个提问者提到小产权问题，如果征收房地产税，不叫房地产税，我们叫财产税，准确的定义是财产税，有没有可能小产权房会遍地开花？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么一个有限私有产权在经历了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价格大幅度的贬水？到了70年期以后，还需要重新缴纳土地，这时候怎么定价？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有2亿多城市家庭，这是非常大的群体，我们对个体、主体进行征税，个人所得税也不超过三千万人，大概两千多万人的群体，如果我们开征房地产税，理论上我们要涵盖2亿多家庭，这其实对大家的私有财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征收.我们在理论上，我们在实际上、在法理基础上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我觉得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第三点我想讲一讲，国家治理体系和征收财产税之间的关系。根据国外成熟市场经济的经验，财产税征收的话，对是居民进行征收，征收的我们称之为纳税区或者选区，constitunency，当时比较小，比较低层次，他是和民间之间是有高度互动的，比如钱用到什么地方，我们一个提问也提到这么一个问题。你是纳入一般性的财政开支，政府拿去修地铁、建工厂还是用在本社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或者开工资，增加工资？这是不一样的，这就很大差别的，这涉及到一个constitunency。

　　我们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化，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就是什么呢？逐步要承认不代表不纳税这么一个根本系统。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他治理的核心环节是什么？核心环节其实就是关于政府怎么样收钱，怎么样用钱，这个钱怎么管理，在议会和行政当局进行博弈。很多重要的决策都已经由行政部门主导了，因为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必须瞬间决策。但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关于税收，财政的问题，显然是由议会、国会，行政当局两边进行探讨，进行一个博弈，然后进行辩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是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一个好的出发点。我们把这个选区、纳税区往下走，这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关心自己身边的利益，知道自己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花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推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另外我补充一点资料，我查了一点资料，关于财产税到底占国家总的税收的比例，还有地方税收的比例，作为许局长的一个补充。美国的州和地方政府，财产税占整个收入20%左右，如果把中央联邦和地方政府所有税收加到一块，也就7%左右，这也不是一个小的税种，也是比较大的税种。对德国而言，德国的州的所得税为主，德国也是联邦制的国家，他州的占60%，财产税占6%，德国的地方所得税占80%，财产税占18%，（斯堪的维亚），罗马、丹麦、瑞典，这些地方税种并不是财产税，是所得税，所得税占支配地位，日本我们临近的大国，他的情况和德国非常接近，只不过他的财产税稍微高一点，另外爱尔兰、荷兰、新西兰，他是财产税占绝大多数。所以我总结一下，税制的演变应该是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多元博弈取得共识的结果，不能是仅仅用一方推，最后的话，恶果会非常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