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中国股民经历了股市生涯中号称“完整人生”的一幕：从“千股涨停”到“千股跌停”，直到“千股停牌”。持续了三周之多的股市震荡及其下跌狂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太多出其不意的冲击。最近在国家多个部委尤其是公安部入驻证监会高调调查做空中国股市力量后迅速开始逆转。在“国家队”的反击之后，A股全面上扬，再次出现了“千股涨停”的利好局面。
本来，谨慎地让股市“牛”起来，形成一个“慢牛”状态，目的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投融资局面。正如本报今年4月28日“社论”所强调，“慢牛更有利于实体经济融资”，“需要强调的是，与"疯牛"相比较而言，"慢牛"型的股市发展路径能更好地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托底"”。然而，与期望相反，流动资金的饥渴与贪婪，很快就让中国股市进入了“疯牛”状态。股市做空力量操弄后，直接导致A股进入了远远超出散户和中小投资者承受能力的“熊牛转变期”，带来潜在的社会危机。
应当正视最近股灾的成因。过去十年多来，金融领域过分汲取了相对下游的实体经济的利润，导致后者不愿意追加投资进行技术改建和产业升级。以“中国大妈”全球投资为代表，民间流动资金发了疯似的寻找“超级利润”。这一年“疯牛”状态，即是以此为基础。
过分依赖金融资本，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一度出现、且在今日依然没有彻底解决的通病。第一次工业革命带动了英国制造业的爆发式增长。在向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型的过程中，坐拥殖民地丰厚利润，机器老化不愿意更新，英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即出现了不愿意投资实体经济的“食利阶层”，使得其被后起之秀德国和美国先后赶上。直到今天，实体产业的活力和创新力不足、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金融运作、货币本位的腐蚀和财政纪律的松弛、放纵虚拟经济泛滥导致竞争力下降仍然是欧洲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金融活动本应服务于实体经济；若实体产业不幸成为金融投机的“标的物”，则一个国家很难形成强大的竞争力。比国家强大竞争力失去更麻烦的后果是，内需不足导致企业产品销售困难，进而导致企业开工不足和大量人员失业引发社会与政治层面的风险。
有个事实是，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相对比较健康的美国股市平均每年投资收益率为 11%，比债券和银行长期存款仅仅高出一倍多；除了一些因故退市的垃圾股，即便是跌幅最大的“股灾”，由于实体经济的复苏，股价最终都涨回来了、而且涨得更高。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国家整体上社会治理体系健康，实体经济的复苏迟早会带动股市健康发展，最终让健康发展的金融资本市场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及其相关产业，进而让散户和中小投资者受惠。如此良性运行的逻辑结果是，整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可以借此得到强大基础。
股市心理学的中国考察也能证明一些结论。与成熟市场股市投资者的“深思熟虑”相比，对专业性做空力量缺乏系统理性和专业知识的中国散户也期待以自己零碎的知识在“疯牛”中“速战速决”。有专业人员科学分析证明，面对“熊”“牛”的突然转变，一般散户的反应时间只有七秒钟，由于非理性思考，被强者“通吃”。
正是在这个局面下，当“国家队”至少在近期股市波动方面“战胜”了股市做空力量之后，我们特别强调从国家政策层面反思这次股灾的形成机制，进而寻找一种真正能够稳定中国股市信任的长远之计。只有实体经济发展起来，更多民众愿意投入到实体经济发展中去且实际地从中受益，当股市回归为企业扩大化生产融资的应有属性之后，散户型的投机必要性才有可能因为股市自身的健康发展而得以大大减少；而对那些专业型力量来说，因为股市大体的健康，做空中国股市的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其野心就会得到极大的制衡。
若这一步实现了，这次短暂的股灾即便一度带来了多么大的挑战，我们仍然说，这学费值得我们缴纳。反之，不断缴纳学费却不进步，即便这次“国家队”完胜，未来中国依然可能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尤其是在以后金融市场更嵌套于全球化格局之时，下次股市做空力量只会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更“穷凶极恶”。中国必须积极防患于未然。
总而言之，之于中国股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实体经济是基础。中国应搭建好这一基础。在这方面，因改革开放崛起来的中国，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在细节之处防微杜渐，别无他途。已经确立将落实的“中国制造2025”、吸纳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事关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因而理应加快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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