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6年秋天进入哈佛大学，当我在为史华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撰写专题论文时，立刻为梁漱溟这样一位具备思想和道德天赋的人竟被历史研究所完全忽略而深感震惊。当时有关梁先生的英文记载颇为稀少且珍贵。梁先生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仅在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一书中以一段的篇幅带过，另外还有范力沛出版过一篇关于乡村重建运动的论文。和梁先生相关的英文著作仅此而已。梁先生的其他角色，包括创立民主同盟、穿梭调停国共和谈、创办《光明报》等，全被忽略。至于梁先生父亲的自杀、他离开北大之后的生活、他和毛泽东以及同时期知名人物之间的交往等，更是无人闻问。
我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极为赞赏，我不明白之前为何没有人——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深入研究。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一致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立场？为什么没有更多像梁漱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只有他是唯一积极领导乡村改革这项重要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
1979年，我的论文《最后的儒家》成功出版，并赢得了1978-1979年的费正清奖。就在此时，梁漱溟主动联系邀访。我于是立刻开始计划旅行。我抵达北京后即致电梁先生，隔天早晨，我搭出租车出发，接下来的两周，我每天清早即赴梁氏住处访谈，中午时分离开。这些见面谈话的内容便是《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起源。
1982年我和内子再赴中国。在北京，我打电话给梁漱溟，询问我们能否去拜访他。一如过去，梁先生慈祥和善的态度让我们如沐春风。由于内子亦通汉语，当日我们交谈颇愉快，但是未进行任何正式的访谈。此次的拜访过程让我发觉与梁先生交谈竟如此轻松自然。我们似乎开始成了朋友。
两年后的1984年，我感到应趁梁漱溟身体健康尚允许时，再采访他一次。梁先生欣然同意，故我们按照首次访问时的形式，做了一个为期十天的访谈。在心理层面，梁先生可说精神抖擞，但在身体方面，他似乎较1980年衰老了些。这次的访谈内容后来整理成我们对谈的第二本书，题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我最后一次和梁漱溟见面是在1986年。该年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要求，赴邹平考察该县作为美国学者在华研究地点的可能性。自邹平回北京以后，我拜访了梁漱溟，并就他对邹平的看法进行录音访问。那段访问的文字稿也被收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当我同他告别时，他衰弱的身躯确像风中之烛，令我感到忧虑、沮丧。大约一年半后，他便过世了。
《这个世界会好吗？》，只是将梁漱溟的录音文字稿呈现在观众眼前，对内容几乎没做任何修订和改变。这是我与梁漱溟之间对谈的最简单、最原始的文字记录。或许正是它朴实无华的本质，部分地解释了该书能如此畅销的原因。正如梁培宽所说，这是一部两人之间的普通、真诚的“真实谈话记录”。当然，培宽太客气了，他没有将最重要的原因说出——实在是中国的一般民众对梁漱溟这位思想家和历史人物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重视和景仰。
艾恺（节选自《这个世界会好吗？》新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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