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主席耶伦和她的经济哲学

　　与其说全世界都在关注美联储，不如说人们都注视着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

　　身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货币掌舵者，耶伦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导致数万亿美元的盈利或亏损，何况世界刚刚走出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

　　耶伦显然深谙此道。自去年2月正式成为美联储史上首位女性主席以来，这位69岁的犹太裔经济学家保持了谨言慎行的沉稳作风。

　　事实上，耶伦是美联储体系内不折不扣的“老将”。她曾于1977年进入美联储理事会，还曾先后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旧金山联储主席。金融危机发生后，她于2010年被奥巴马总统提名为美联储副主席。

　　作为开明的凯恩斯主义者，耶伦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掌控数据的理论经济学家，她更关注经济和经济学对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影响。她曾在当选后的一次演说中说：“虽然我们通过金融市场开展工作，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老百姓（Main Street），而不是华尔街（Wall Street）。”

　　1963年，耶伦作为优秀生从家乡纽约布鲁克林的高中毕业。她原本打算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有所建树，但进入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后的第一堂宏观经济学课改变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耶伦说：“我记得当时坐在那间教室里，学习到大萧条期间一些本可实施却并未实施的决策，它们原本能够减轻所有人的痛苦。对我来说，那是真正的‘茅塞顿开时刻’。我意识到，公共政策能够、也理应解决那些问题。”

　　之后，耶伦在耶鲁大学师从享有盛誉的凯恩斯学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并获得博士学位。托宾教会耶伦以及其他学生，经济学应该是“对现实中的人的关照”。作为托宾的教学助理，耶伦对课程的学习如此透彻，以至于她的笔记成为大师的课程模本，并流传多年。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肯·罗格夫（Ken Rogoff）回忆说：“托宾直接把它们（笔记）发给我们，说‘用这些吧。这比我自己的要好太多’。珍妮特的思路十分清晰，尤其能够消化那些复杂理论并使它们易于理解。”

　　“对于经济学我最喜欢的是，它提供了一种严谨的、分析性的方法来思考那些对人们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事务。”耶伦说，“经济学是一门与人类福祉核心方面切实相关的学科，它有一套方法论来思考这些事情。这样的结合对我非常有吸引力。”

　　耶伦的经济思想形成于1960年代后期。当时，“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尚未成为主流观点。在耶鲁大学，耶伦还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学生。斯蒂格利茨的研究关注于解释市场为何没有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有效。他后来与另一位传统理论质疑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联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巧合的是，阿克洛夫正是日后耶伦的丈夫。

　　耶伦说，她的经济学思想受到来自阿克洛夫和托宾的影响最大。事实上，耶伦和丈夫双双作为经济学家合作开展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同时加入了两人的工作和家庭经历。耶伦夫妇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论文之一，是关于较低薪酬为何并不总是带来更高的就业率——这一研究正是源自夫妻二人首次雇佣保姆的经历。

　　“企业并不总是情愿缩减薪资，哪怕人们在大门外排着队找工作。”耶伦质问道，“企业为什么不愿降薪呢？”夫妻二人的结论是：即使就业市场准备好削减薪酬，一些雇主也会设定较高工资以展示他们对雇员的重视，并用这种方法激励员工更好地工作。

　　耶伦说，每一位向保姆支付高于市场水平薪酬的父母都懂得，在儿童护理这一劳动力市场中，传统观点不总是站得住脚。“当你雇佣一位保姆时，你会问自己，什么才是对我的宝贝孩子最好的？你真的想让某人感觉到，你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与孩子有关的开销最小化吗？”这篇论文不仅阐释了薪资会高于预期的事实，还说明人的情感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影响。

　　与其他央行官员不同，耶伦还接纳了新兴的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理论认为，亚当·斯密所谓的“理性人”经常被其情感所主导，这会导致与传统理论所预期的大不相同的经济决定。

　　耶伦的童年在布鲁克林工薪阶层社区度过，那样的环境使她更容易理解经济状况中有关于人的一面。“我的父亲是一名家庭医生，他和母亲都亲身经历了大萧条。”耶伦说，“我听说过许多与此有关的故事。”她亲眼目睹码头和工厂的工人进出于父亲的家庭办公室，他们酌情支付两美元现金或者免费咨询。耶伦说：“我那时开始理解失业会对普通人造成怎样的影响。”

　　不仅如此，耶伦的丈夫阿克洛夫11岁时曾遭遇过父亲失业的经历。耶伦和阿克洛夫的同僚们都知道，两人向来对工作十分谨慎。耶伦早年在政府供职期间，阿克洛夫和她一起搬到了华盛顿。由于担心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免职，阿克洛夫选择乘飞机往来授课。同样，由于离校期间伯克利分校给予五年时限保留耶伦的教授职位，她小心翼翼地计划着自己在政府供职的时间。阿克洛夫说：“我们两人都真真切切地在意失业，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夫妻。当寻求工作的人找不到就业机会，你就会严重地陷入困境。这种困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你没有足够的存款。二是，就像大部分失业者整天所做的，你坐在家里，对自己感觉糟糕。你没有实现你认为应该在做的事情。我们对所有这些非常在意。”

　　耶伦喜欢与人交谈，从中挖掘某一特定情况的细节。旧金山联储辖区内的拉斯维加斯和菲尼克斯曾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耶伦当时经常对遇到的人追根问底。从联储大楼的安保人员开始，她仔细询问他们的个人经历。就任后的首次演说中，耶伦讲述了芝加哥三位失业蓝领工人的故事。她的助手联系到了这些普通人，耶伦在演说前专门和他们通了电话。

　　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吉姆·亚当斯（Jim Adams）说：“珍妮特具有一位真正学者的性情。她不是那种‘所信即所见’的经济学家。她对辩论持开放态度。她收集信息时不厌其烦、不偏不倚。因此当她准备好作出决定时，她不需要依仗知识上的夸夸其谈或者耀武扬威。如果她涉足国际关系，我认为你们会称之为‘软实力的彰显’。这种力量能持久存在。”

　　因此不难相信，耶伦对经济预测的准确性足以令美联储羡慕。2007年12月，她曾是少数警告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的人。《华尔街日报》的一项分析指出，耶伦是近来年美联储决策者中最好的预测者。

　　早在2009年，耶伦就曾被推荐为本·贝南克（Ben Bernanke）的潜在继任者。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些人的质疑——有人说，耶伦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理解；另一些人则暗示说，她没有担当美联储最高职位所需的威严。这些窃窃私语暗藏的意思是：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财长、并在金融危机期间担任奥巴马关键智囊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才是美联储主席的更佳人选。此后，萨默斯的支持者呼声渐高，耶伦一时间显得有些沉寂。

　　然而耶伦尚未出局。即便传闻说萨默斯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时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耶伦依然坐在她的办公室中，看上去神情自若。当时曾拜访她的前美联储官员劳伦斯·迈耶（Laurence Meyer）回忆说：“她只是微笑着说‘先别把我排除在外’。”

　　不久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超过500名顶尖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奥巴马，表示对提名耶伦的支持。他们认为，耶伦将从大型银行入手确保金融系统更加安全——这与出身于对冲基金的萨默斯形成鲜明对比。没过多久，萨默斯退出了竞争。

　　自始至终，对政治心有厌恶的耶伦娴熟地保持着镇定。时任达拉斯联储主席的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虽然经常与耶伦意见相左，但他评价说：“耶伦处理整件事的方式令我对她的赞赏又增加了。她镇静、公允，没有反应过激。这恰恰是你想在一位美联储领导人身上看到的。”

　　实际上，耶伦冷静的性格早已为人所知。1989年旧金山大地震期间，耶伦和好友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e）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担任教授。地震发生时，两人正在一栋老旧教学楼的六楼。眼见墙面和地板开始颤抖，罗斯迅疾躲到门框下面。他一度认为耶伦会是他活着看到的最后一个人。但耶伦沉着地坐在桌前，没有哭喊，而后冷静地走向门框。

　　当耶伦接过美联储的权柄时，这家超过百年历史的中央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正面临着风险。为了从应对危机的非常态化政策中逐步退出，美联储正努力实现将失业率和通胀水平都保持在低位的“双重目标”。耶伦曾说，这两个目标同等重要。不过，她在过去一年反复强调要将失业率控制在5.2%至5.8%之间——她和美联储的决策者们相信，这代表着美国社会的“充分就业”。

　　耶伦说：“我乐于看到实际工资上涨。”她特别提到，美国男性劳动者经通胀调整后的薪资水平过去20年来要么持平要么下降。她说，央行的工作“不单是抵御通胀或者监管金融体系，而是要努力帮助普通家庭重新自立生活，创造一个让人们有安全感、能够努力工作、持续向前的劳动力市场。”《时代》杂志评论说，这番话听上去可能并非不凡，但在一个人们时常用算术而不是英语交流的机构、一个人们生活在统计泡沫中的地方，耶伦更关注经济对人的影响，这是一个真正的转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耶伦会在通胀问题上完全成为“鸽派”。《华盛顿邮报》认为，只要形势所需，耶伦足以表现出“鹰派”作风。1990年代中期，身为美联储理事会委员的耶伦曾明确表示，她认为当时的低失业率是危险的。她说：“失业率低到雇主们不得不上调工资，这反而会造成价格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

　　在无需为工作操劳的时间里，耶伦是一个十足的美食家。她喜欢和丈夫四处游玩，在所到之处寻觅米其林餐厅并品鉴那里的美味佳肴。此外，她还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一本估值最高5万美元的集邮册。《时代》杂志说，身材娇小的耶伦时常面带笑容，给人的印象就像是惹人喜爱的姑妈一样。

　　不过，在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岁月里，耶伦必须矢志不渝才能始终保持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