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债务的缘由及现状
大约在2002年前后，湖北省与全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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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的锁定，主要是停止向农民清收所欠税费；债务的锁定，主要是停止向债权人还债。锁定债务后，自上而下组织进行了债务清理，剥离了村级债务中的高息。
2002年全国正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因为农民负担较重，各地农村普遍都有贫困户或钉子户拖欠农业税费，而地方政府为了按时完成税费任务，一般都要求村级组织借款垫交。很多地区的农村中，村干部为了按时完成“一票否决”的税费任务，而以高息借贷完成了税费上缴。到了税费改革前，全国村级债务已达相当严重的程度。借钱上缴所形成的债务主要是村干部向私人借贷，包括村干部个人垫交的农业税费。当然，村级债务并非仅仅是村级组织借贷上缴税费所欠，也有因为举办事业发展企业所欠债务。后者所欠的主要是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如信用社和农业银行。
相对于债务而言，村级债权几乎都是村民应缴但未缴的农业税费。有的是确实穷交不起，有的是能拖就拖。
村级债务的特点是点多面广，到锁定村级债权债务关系时，湖北省几乎是村村负债，平均负债接近一百万元。一百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农村税费改革前，湖北省村均农民负担约有20多万元，湖北的农民负担就已居全国之首了。村均接近百万元的债务，就相当于四五年的农民负担之和。这么大一个缺额，若按10%的年息，每年仅支付利息就相当于全年所收农民税费了。因此中央果断锁定村级债务，并在不久之后进行村级债务清理，剥离村级债务中的高息，是完全正确的。
村级债务中，那些欠正规金融机构的钱，债务锁定十多年了，早已成为坏账，银行、信用社可能已经销账；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那些当年向农户私人借钱缴纳税费以完成任务的，欠私人的钱不可能拖着不还。
2015年5月，笔者先后到湖北襄阳、钟祥、监利、潜江调研，农村基层无一不强烈反映村级债务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当口。其中，潜江市村级债务有3亿多元，债权有1.5亿元，村级债务平均约100万元；钟祥市村级债务有4.21亿元，除26个无债村外，其余469个村均负债；宜城市的一个乡镇，村均债务接近一百万元；襄阳市襄州区的一个乡镇，村均债务接近200万元；监利县也几乎是村村负债。
问题的严重性所在
我们调研的所有县市领导和乡村干部都对村级债务极为头痛，认为村级债务不能再继续锁定下去，而必须要加以化解；认为村级债务已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正常进行。
潜江市农办认为，“截至目前，中央一直没有出台解锁的政策措施，致使该收的债权不能收，到期该还的债务必须还，村级无力支付沉重的村级债务”。宜城市的干部讲，“现在村级债务压力极大。尤其是家庭困难的债权人强烈要求村干部还钱。有些村干部当时为了交集体农业税费，自己垫钱了，现在已经很老了，他们也强烈要求村集体还钱给他们”。
钟祥市的同志讲了一个例子：一个老支书之前向村民借钱交了农业税，后来债务锁定了一直不还，村民意见很大。后来这个老支书不当书记了，退下来开了一个农资店，债权人来店里将化肥拉走，用之前的欠条抵账。
通过实地调研，笔者认为，村级债权债务对乡村治理造成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了公共事业的筹资。取消农业税后，中央提出“一事一议”，按每人每年15元来筹集农村公共事务的建设资金。因为有村级债务，村集体欠了一些农户的钱，这些农户就要求以债务来抵上缴。一般农户则说要交钱可以，先将过去欠村集体税费农户的钱收起来再说。因此每次“一事一议”时都会受到一定的抵触，“一事一议”就搞不成了。不仅“一事一议”搞不成，其他涉及由村民投资投劳的事情都因为有人反对而搞不成。
第二，伤害了村级治理中积极分子的心。在锁定村级债权债务关系前，积极缴纳了税费，完成税费任务的农户，要么是村级治理中的积极分子，要么是老实人，这些人更愿意支持村社集体，是村社集体事业的支持力量。而拖欠税费的农户大致有三种人：一是真正的贫困户，的确没有钱交纳税费，这样的贫困户不多，他们交不起税费，理应免掉，他们没有交，农民也都能理解；二是钉子户，有钱就是不交；三是消极户，能拖就拖。这么长时间村级债权都没清收，很多人都认为是收不起来了，那些已经缴纳了的农户觉得很不公平。有乡村干部说，农民不怕穷，就怕不公。
第三，形成了村级治理中的坚定的反对派。虽然总体来讲，借钱给村社集体的农户并不多，占不到全部农户的十分之一，但长期锁定不还的村级债务却极大地恶化了村集体与这些债权人的关系。到年关，逼债的人登门，有些村干部只好到外地躲债而无法在家过年。要不到债的村民对村干部、村集体心怀怨恨。乡村治理中的任何事情，无论好事坏事，他们都会反对。
所以笔者认为，村级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重大隐患，是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解决村级债务刻不容缓。（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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