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金融自由需要更多民企参与

　　时代周报记者 杨静 发自上海

　　“我希望在‘十三五’期间，中国资本市场能够往多方位、多层级、多品种、多自由的方向发展。相对于以前，中国只有做得更多，才会更容易实现（“十三五”的目标）。”“十三五”规划出炉前，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如此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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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陈志武是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范本，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成了美国留学潮中的一员直至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自21世纪初始，陈志武一直在为中国实施自由的金融市场摇旗呐喊。

　　30多年过去了，除去那些长袖善舞、八面玲珑的，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仍然面临某种集体困境—“享受”孤独、承受谩骂。理性至上的改革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无时不在。尽管如此，这些独行侠式的经济学家实际上一直在大范围地启蒙民智，影响政府决策。

　　10月23日，新书《金融的逻辑2》发布会的前一天，在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21楼的休息室里，陈志武坐在时代周报记者的对面，再次为“自由的金融市场”呐喊。

　　被问及“怎么看待当下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时，总共80秒的回答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被提及三次。被视作可能改变这一经济趋势的国企国资改革，在陈志武看来，目前只停留在改善管理阶段。

　　时间倒回上世纪80年代，学术、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之际，周其仁、张维迎等一批年轻经济学人进入体制，建言中国经济改革。彼时的陈志武正在“切换人生频道”：从自然科学转至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前身”），这位从湖南省茶陵县来的孩子学的是计算机，此时打下的工具性数理分析框架，让陈志武的学术兴趣点和方法论明显不同于同代经济学家。在国防科技大学读硕士时，陈志武遇上了崔之元，后者萌发了陈志武对社会科学的热情—如何“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著《自由的选择》成为陈志武的学术启蒙书。

　　1984年9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百废待兴。在北京、上海的同时代精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时，1986年，陈志武前往美国耶鲁大学求学，和入世的江湖之间隔了整整一个太平洋。

　　即便触手可及，陈志武也很少关注中国经济以及政策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些研究学会，最出名的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徐滇庆、钱颖一、许小年等都曾活跃其中，但是埋头于纯学术研究的陈志武很少参加这类活动。

　　1990年，陈志武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1994年，陈志武以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得默顿·米勒研究奖。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2001年，7月号《财经》杂志刊登的一篇讲上海法人股拍卖的报道引起了陈志武的兴趣。随后，他写下《非流动股折价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一文，分析如何用中国数据来研究一般性的经济金融学问题。

　　从那时起，陈志武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当旧时的小伙伴或步入政界或下海经商时，陈志武“回归”了。

　　陈志武对庙堂的兴趣不大，权位对他没有吸引力。在他看来，兴趣是第一要务。他也因此在学术上设置了一个基本原则—不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他的主要研究基金全部来自按捐赠原则保障独立性的资金。凭借单纯的热爱，陈志武相信自己能够看得更远。

　　或许，时间才是检验经济学家价值最好的工具，在陈志武的观点背后，徐徐展开的是一代经济学人与中国30年改革之间的命运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