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对于互联网+公益来说,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众包式财务透明和人人监督,有没有可能成为继2007年支付红利、2013年社交红利之后的新一波红利?
文 方任烨
2015年,“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首次写入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但对于公益而言,在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的N年,其与互联网的融合已自觉发生,并历经多次进化。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曾表示,互联网对公益的第一波变革始于2007年,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改变了原来公益机构筹款依赖于银行汇款和募捐活动的模式,降低了筹款的门槛;第二波变革始于2013年,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平台,降低了公益传播的门槛。
两次变革对国内公益事业带来的红利相当直接——支付红利让中国的年度捐赠人数达到数百万量级,捐赠金额达到数千万量级;社交红利则让这两个指标实现了十倍增长,年度捐赠人数达到数千万量级,年度捐赠达到数亿元的量级。
然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个人捐赠额仍然相距甚远。2014年,美国慈善捐赠额为3583.8亿美元,约为中国的20倍。中美两国当年捐赠额占本国GDP的比例则分别为0.16%和2.06%。从个人捐赠额的角度来看,差距更加明显,2014年,美、中两国的个人捐赠额分别为2585.1亿美元和115.6亿元,两者相差约700倍。
中国公益下一个十倍增长,乃至百倍增长的动力在哪里?互联网还能为公益做什么?
第三波红利
今年99公益日,袁广闻(化名)向一个“致敬抗战老兵”的公益项目捐赠了500元。这是一次典型的“互联网+公益”捐赠。他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朋友分享的这个项目——淌过鲜血与战火的老兵,耄耋之年,生活无依。捐赠者很难不被这种“有图有真相”所感动。基于微信的支付也很便捷,手机上的几次点击即可完成,然后分享到朋友圈,几乎一气呵成。
支付红利和社交红利,在这次捐赠中大显身手。但是袁先生却无法回答自己朋友圈中的一个提问。“这个项目靠谱吗?靠谱的话,我也捐。”他的一个朋友在朋友圈留言问道。
一个多月后的10月26日,袁先生收到系统推送消息,被告知该项目共筹款12万多元,款项将由某基金会用于资助至少40位抗战老兵半年的生活金。
可以说,这是一次十分注重捐赠者体验的劝募,尤其那个关于善款用途的反馈,在捐赠人和公益项目之间又一次建立了连接。在此之前,款项捐出之后,捐款人与公益项目之间的联系也就终止了。
然而,对于袁先生来说,他也许还有兴趣知道更多:钱具体花在什么地方了?花得是否合理?有没有被挪用?
“解决了公益财务透明和善款使用的问题,中国捐助人规模和善款规模将再上一个新台阶。”随手科技联合创始人焦义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支付和社交解决的是公益组织的筹款问题,降低了筹款门槛,而互联网为公益带来的第三波红利将体现在捐款之后的监督环节。
那么该如何监督?焦义刚认为,这从根本上来看,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有赖于公益组织的自律,有赖于法律法规层面的硬性约束,而在这些长效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基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系统更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5年前,焦义刚参与创办的随手科技,开发运营了一款帮助个人记账的手机软件,如今,这款名为随手记的手机记账app已积累超过2亿下载用户。焦义刚认为,随手记既然能为个人记账,为什么不能为公益组织所用?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在焦义刚看来,如果公益组织把自己的每一笔收支账目实时公开出来,并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何愁公益不透明。
被倒逼的需求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财务透明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近年来,个别人和机构披着公益的外衣招摇撞骗,犹如蝼蚁侵蚀着公众的爱心。郭美美事件余波未了,百色助学网公益骗局又浮出水面。
“廉洁和高效是公益组织的生命线。”知名公益人、“免费午餐基金”发起人邓飞表示。
为了尽可能做到透明,不少公益组织会定期公开审计报告和财务报告。但对于普通的捐赠者而言,这些挂在公益组织官网上的财务文件还是太过艰深和晦涩。
邓飞的做法是把免费午餐的账本挂到微博上。“我们当时采取了最原始最残酷的办法,要求每个开餐的学校开设微博,每天买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银行账号还有多少钱,全部透明公开。”邓飞对记者说。
然而,微博上的记账还是碎片化的,不够直观,也不好统计。
今年11月,免费午餐基金和随手记联手合作。作为双方战略合作的第一步,随手记将为免费午餐基金的30所捐赠学校免费提供财务透明解决方案。
随手记的这套方案包括针对公益组织的记账模块和针对捐赠人和公众的查账模块。借助该解决方案,公益组织可以通过手机方便地记录每一笔公益收支的时间、项目、金额,并在随手记平台上自动生成公益账本,供捐赠者和公众下载查看。
对于捐赠人和公众来说,登录随手记app的公益频道,可以下载相关公益组织的公益账本,实时查看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以及每天、每周、每月、每年的收支明细。这些记账流水还可以通过饼状图和条形图等更为直观的形式,呈现在账本订阅者面前。在此基础上,捐赠人和公众还可以通过一键分享功能,将自己下载的公益账本或任意时间段的记账流水,通过微信、QQ、短信、链接、微博、理财社区等渠道分享出去。
不可低估的复杂性
据国外研究机构新公益资本(New Philanthropy Capital)在其报告《善款》(Money for Good)中披露的数据,有63%的英国高收入捐赠人非常关注公益组织对捐赠款的使用计划。新公益资本预测,如果英国公益组织能够更加透明,每年的捐赠总额将多出6.65亿英镑。当年,英国个人捐赠总额为93亿英镑。
目前,中国年度捐赠额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个人捐赠额为115.6亿元。如果能通过公益透明解决好捐赠者的信任问题,捐赠额会提高多少呢?
焦义刚认为,这样的预测难以做出,也许是几倍,也许是几十倍,“随手记愿意将这套系统免费提供给更多的公益组织,未来我们将向公益组织开放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公益透明化是个系统工程。”北京一位专门为公益组织提供培训服务的机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随手记的方案有助于实现透明,而且这种基于互联网的众包式监督,大大降低了公众参与的门槛,但他也强调,即使有好的工具,也不可低估公益透明本身的复杂程度。
该人士认为,首先,在这套体系下,账还是要靠人来记;其次,公益组织会不会有顾虑,也是个问题,“是否做好了完全透明化的准备”?
对此,焦义刚表示,随手记透明公益在具体运作中也许还有一个不断“去Bug”的过程,但最关键的是做起来,在做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
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互联网+首次上升成为国家战略,成为各行各业的热门风口,它不仅给商业界提供了转型的方向,也让公益慈善这样的人类事业,更加意识到连接互联网的价值。对于互联网+公益来说,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众包式财务透明和人人监督,有没有可能成为继2007年支付红利、2013年社交红利之后的新一波红利?(编辑 李关云)
作者:方任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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