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经济增速有三种意见 中央经济会议望统一认识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临近年末，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就是2016年的经济工作部署。

　　12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表示，十三五规划正在编制，如何将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落实到具体规划中，为今后五年制定蓝图，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

　　第一财经日报(下称“日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在即，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

　　尹中卿：正在编制过程中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要等到明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后才会公布实施。现在这个规划纲要草案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马上就要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对2016年也就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进行部署，这对“十三五”规划纲要的编制带有启示意义。

　　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对于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各界取得共识，但这毕竟是一个概述目标，最终还是需要落实到具体数据上来的，这样才好指导明年经济工作。这也是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只不过，之所以到现在经济增速的具体数据仍然悬而未决，在于各方面还存在不同意见。

　　目前关于“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速大致有三种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保持7%左右。因为“十二五”时期的经济增速就是7%，如果低于这个数字的话，不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也不利于鼓舞全社会信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向中高收入国家。另一种意见认为，保持在6.5%-7%之间，实行区间管理。如果这样的话，将是我国执行十三个五年计划以来首次使用区间管理。这样的好处是，保证不会低于6.5%，以实际情况为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保持6.5%左右比较客观，也符合国情。因为今年经济增长压力很大，明年可能更大，这就需要留下比较多的宽裕空间，不要绷得太紧，避免地方过度追求GDP，有利于集中力量促改革、调结构，而不需要经济增速稍微下行，就着急去刺激经济。

　　其实，经济增速指挥棒对地方各级的政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最近我去几个省进行调研，大家都在打探，“十三五”规划到底中央定多少?然后大家就说，如果中央定7%，我们肯定是8%以上，如果中央是6.5%，我们肯定是7.5%以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既有统一性也有矛盾。如果把经济增长速度看得过重，将经济增长的预期指标定得太高，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间，整个经济绷的太紧，那么这个指挥棒就会影响到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也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的增长。

　　整体上感觉7%稍微紧张一些，为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留的空间太低了，到时候如果达不到会出现刺激经济，以及类似东北地区经济数据造假的情况。而且十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从来都是定得低但是实际高，如果“十三五”规划变成定得高但是实际低，这肯定也不合适。

　　我主张就低不就高，宁愿将经济增速定得低一些，不需要花很大力气就可以完成，这样才能为全国各级政府提供一个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的空间。但要是6.5%左右，高层恐怕会担心万一低于6.5%，就有可能无法完成翻一番的目标。那么最终是否会如部分声音所提出的，与其考虑高低倒不如干脆定为6.5%到7%之间，首次实行区间管理。到底情况如何，现在还处于讨论研究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全会恐怕要对此统一思想认识。

　　需求端和供给端并重

　　日报：如何看待最近中央提出的“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提法?在明年以及未来五年供给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尹中卿：“供给侧改革”这一经济术语引起学界关注，结合本届政府减税、简政放权、放松管制等措施，有学者将之等同于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这恐怕存在误会。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后，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的是，不仅重视需求侧管理，还要重视供给侧改革，实际是需求端和供给端并重、数量管理与结构性改革并重。

　　长期以来我们更习惯于需求侧管理，比较重视通过扩大投资、消费、出口净值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对供给侧管理重视不够，对需求结构性改革与供给结构性改革重视不够，结果出现投资、劳动力等全要素的生产率下降，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因此要调结构、促改革，进行创新，通过推动供给侧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以需求侧结构调整为主，同时还要兼顾到供给侧结构调整，这样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从“凯恩斯学派”转为“供给学派”，这是两码事。概括起来，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侧进行管理和结构性改革，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共同发力。

　　过去“保8”较多地注重了短期增长速度，对长期目标注意不够。实际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既有矛盾，也有联系。我们既要注重短期目标，更要注重长期目标，重点拿出长期的调整策略，只要长期能够将问题解决就可以，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更不能头疼医脚、脚疼医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过去多年来忽视的供给侧提出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加有效投资补齐短板，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小微企业，支持实体经济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推进企业优胜劣汰提升传统产业比较优势，重视“三农”工作推动农业现代化，抓好“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产能合作，这样才有利于推动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实现经济更加均衡协调增长。

　　脱贫和城市化工作会议

　　日报：在三亚财经论坛上，你提到五个方面的结构性改革，哪些是重点领域呢?

　　尹中卿：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最主要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解决结构性矛盾，需要推动五个方面的结构性改革。之所以不用调整，因为改革比调整更具有颠覆性意义，要求通过体制性改革和创新来推动结构调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经济部署，一定要对结构性改革、体制性改革的重要领域、关键环节提出办法。

　　这五个方面结构性改革包括，一是需求结构改革，主要是通过扩大消费，提高投资效益，稳定住出口;二是产业结构改革，主要是推动战略性支柱产业、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三是要素结构改革，主要对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进行创新;四是区域结构改革，发挥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等四大板块的作用，同时还要重视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结构矛盾;五是收入结构改革，主要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在这些改革中的重点领域之一是，7017万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的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任务。11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是五中全会以来，中央第一次召开的专项工作会议。

　　对城市的改革是另一个重点领域。2014年，按照常住人口统计，我国城镇化率为54.8%。按照户籍人口统计，我国城镇化率是35.9%。这二者之间有18.9个百分点的差额，主要构成就是2.5亿-2.7亿农民工。这部分接近19%的流动人口如何解决，就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成为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城市问题，就是一二三四线城市如何确定不同的农业人口市民化路径。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四化同步”。其实，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也会影响到其它三化。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对城市化做一些专项部署，四化协调发展，会以城市化为突出点，这跟过去讲的城镇化有所不同。这次将要套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是要对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要尊重和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千方百计地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用五年时间从去年的36%提高到45%，基本上是每年1.8%。这不仅要改革户籍制度，更要配套其所牵涉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此外，还有完善城市规划、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特别要抓紧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廊建设、海绵城市建设，这是扩大内需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