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供给侧与需求侧平衡分析

　　导读：分析经济为何涨或跌？涨或跌的持续时间为何长或短？涨或跌的坡度为何陡峭或平缓等原因，则要作复杂而深入的分析。原因分析可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分别进行，若结合长期、短期，可从短期需求、长期需求、短期供给、长期供给等四个方面进行。

　　文/李佐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未来的经济是涨还是跌？涨或跌的持续时间是长还是短？涨或跌的坡度是陡峭还是平缓？顶点或底部可能在何处？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是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绝非简单的事情，需要作艰深而复杂的分析。

　　本系列后面的文章拟从不同侧面回答这些问题，在回答之前，先要确立一个逻辑自洽、贯穿始终的分析框架。框架拟从上篇文章提到的供给—需求、长期—短期（或动态—静态，下同）、宏观—微观、国内—国际、经济—非经济、理论—实证、原因—结果七种分析方法中综合得出。下面拟选择其中的供给—需求、长期—短期作为分析的主体框架，并将其他方法嵌入其中。

　　经济发展趋势可以从结果和原因两个方面进行历史描述（或未来预测）和根源分析。描述或展望经济发展是涨还是跌？涨或跌的持续时间是长还是短？涨或跌的坡度是陡峭还是平缓等结果，可主要用各年或各季的GDP总量和增速来表示。有时也根据研究需要，将GDP三大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出口，综合价格指数——CPI、PPI等，产业发展状态如工业增加值等，收入状况如财政收入等，作为经济发展结果来表示。

　　分析经济为何涨或跌？涨或跌的持续时间为何长或短？涨或跌的坡度为何陡峭或平缓等原因，则要作复杂而深入的分析。原因分析可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分别进行，若结合长期、短期，可从短期需求、长期需求、短期供给、长期供给等四个方面进行。

　　需求侧分析框架

　　需求是“拉动”经济的动力。需求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关系：需求涨则经济涨，反之则跌。需求与经济涨跌的持续时间和坡度也高度相关。至于经济拐点则与现有技术和制度约束条件下需求的峰值或变动拐点有关。

　　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分析的顶层方法，需求又可分为宏观需求（总需求）和微观需求（消费者需求）、长期需求和短期需求、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经济需求和非经济需求、理论需求和实际需求等。鉴于经济涨跌主要表现为一种宏观经济现象，故可从总需求角度来剖析原因。总需求又可分为短期总需求和长期总需求。很多学者将需求界定为短期因素，确实消费易受商品价格、投资易受利率、出口易受汇率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需求同时也是长期因素，因为消费也受收入水平、投资也受预期回报率、出口也受国际贸易关系等长期因素的影响。

　　（一）短期总需求

　　支出法算出的GDP三大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即是短期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其中，消费是指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一般可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投资是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一般可用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服务业投资等。出口是指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一般用出口来表示。

　　（二）长期总需求

　　在宏观经济学总供求模型中，有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短期总需求曲线，但没有长期总需求曲线。现实中，人们也通常只分析短期总需求的“三驾马车”。这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一种缺陷。为了更好地分析经济涨跌的原因，笔者在此尝试性地提出长期总需求的概念和分析框架。

　　长期总需求的基本内容也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只不过将时间维度拉长而已，即长期总需求＝长期总消费＋长期总投资＋长期总出口。影响长期总需求的因素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长期总需求（GDP）＝长期总消费（影响因素有国民总收入及其增长率、消费率或消费占收入比重、消费增长率、通胀率等）＋长期总投资（影响因素有国民总收入及其增长率、投资率或投资占总收入比重、投资增长率、投资边际效率或投资回报率、利息率等）＋长期总出口（影响因素有外国总收入及其增长率、外国购买中国产品支出比重、出口增长率、出口产品竞争力、人民币汇率等）。

　　其中，国民总收入＝政府收入（间接税等）＋企业收入（利润、利息、租金等）＋个人收入（工资、利息、租金、利润或红利等）。个人收入中的工资＝总人口×生产性人口占比×就业率×劳动时间×单位时间收入（工资率）。

　　可见，影响长期总需求的因素比影响短期总需求的因素要多而复杂。其中，比较重要的正面影响因素有：生产性人口占比（或“人口红利”）、就业率、工资率、投资回报率、出口竞争力，即这些因素与长期总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成正比。比较重要的负面影响因素有：通胀率、利息率和汇率，即这些因素与长期总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成反比。

　　而决定工资率、投资回报率、出口竞争力的因素，与后面要讨论的决定长期总供给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是一样的，即笔者多年来反复论证和强调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制度变革包括法律制度、文化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等的改革，可用民企比重、市场价格比重等来衡量；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可用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率、高新技术产业比重等来衡量；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信息化和基础设施改善等，可用拥有中高级职称、大中专以上学历劳动力比重等来衡量。

　　供给侧分析

　　供给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也成正比关系：供给增则经济涨，反之则跌。供给与经济涨跌的持续时间和坡度也高度相关。至于经济拐点则与人口结构、劳动力供给、资源环境约束、基础设施饱和度、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等供给侧因素的变化有关。

　　供给也可分为宏观供给（总供给）和微观供给（生产者供给）、长期供给和短期供给、国内供给和国外供给、经济供给和非经济供给、理论供给和实际供给等。分析经济涨跌这种宏观经济现象，也应从总供给角度进行。从时间维度看，总供给可分为短期总供给和长期总供给。

　　（一）短期总供给

　　宏观经济学侧重分析短期总供给曲线，本文侧重分析影响经济涨跌的短期总供给的构成和影响因素。许多人用生产函数来分析总供给，其实生产函数主要适用于分析长期总供给。从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收入法GDP＝支出法GDP”中受到启发，可以得出：短期总供给（GDP）＝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这才是与短期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相对应的公式，因为短期总供给（GDP）＝短期总需求（GDP），或工资总额＋利息或资本利得总额＋地租或资源利得总额＋环境租或环境税总额＋利润总额＋间接税总额＝消费＋投资＋出口。因此，分析影响短期总供给的因素应从影响工资、利息或资本利得、地租或资源利得、环境租或环境税、利润和间接税的因素中去寻找。严格说来，其中的工资是指税前工资，利息是指净利息（公债利息除外），地租包括土地和建筑物的租金，利润包括公司利润和自我雇佣收入，另外，收入法核算的GDP还应包括折旧、企业转移支出和统计误差等。必须指出的是，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以前被经济学忽略了，故笔者将其加了进去。

　　（二）长期总供给

　　生产函数理论、发展经济学或增长经济学等对长期总供给已有深入的研究。经典的公式如下：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f（劳动，资本，资源）。其中，f是指函数关系符号；劳动、资本、资源（含土地等）是指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所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比较完整的长期总供给应将所有投入要素都考虑进来，应将影响供给的价格因素也考虑进来，故笔者提出以下公式：

　　长期总供给（GDP）＝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环境效率或碳生产率、企业经营效率、政府管理效率）×f（劳动，资本，土地等资源，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商品价格指数。

　　其中，碳生产率＝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环境效率＝GDP／污染排放量。商品价格指数可用PPI、CPI等来衡量，价格与总供给呈正比，即价格涨，供给增加。

　　不难看出，影响长期总供给的因素有两大方面：一方面，要素投入。其中劳动可用劳动力数量（受人口结构影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等衡量；资本可用货币发行量、社会融资总额、新增贷款总额、发债规模等衡量；资源可用土地利用总量、资源开采和利用总量、发电量等衡量；环境可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衡量；企业家管理可用企业家和创业者人数等衡量。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就是“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需说明的是，这“三大发动机”可同时影响长期总供给和长期总需求；制度变革又分某种体制内部的制度变革和整个体制的根本变革；结构优化又分为结构升级和某种结构内的局部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后者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前者是要素“质的提升”。

　　必须指出的是，需求与供给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在古典经济学看来，供给创造需求，即消费和投资需求都是由供给侧的生产通过分配形成的，虽然外生冲击会造成短期波动，但市场的自稳定机制能最终实现供求平衡。凯恩斯则论证了，在经济萧条时期情况有所不同，由于此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投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发生作用，导致总需求不足、供求不平衡，故需要政府干预。供给如何影响需求？因为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就业，就业取决于供给侧的生产及其一系列影响因素。需求如何影响供给？因为生产的产品必须卖出去才能形成价值和效用，产品卖出去则依赖于需求。

　　经济涨跌波动或经济增速换挡是由上述各种需求侧和供给侧因素共同决定的。还要补充的是，上述分析侧重宏观长短期总供求分析，但这绝不意味着微观不重要，微观是宏观的基础。分析经济涨跌就首先要从微观主体（尤其是个体人）的经济人特性乃至人性出发，因为人性在上升时易贪婪、在下降时易恐惧，故在新一轮经济政治周期上升时期因“贪婪”往往出现过度消费和投资，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此时政策不得不紧缩，经济转而下行，这时又因“恐惧”导致消费和投资过度萎缩，引发经济调整或危机。

　　（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经济时报”）